10月1日，中共迎來建政75週年，但對美籍中國媳婦楊思安(Anne Stevenson-Yang)來說，這種節慶只是為了宣揚國威，無助民生，又維安升級。她說，她若還住在北京，必出城走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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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洋媳楊思安：中國改開只是演給外商的戲
楊思安現任美國J Capital Research公司研究總監，她在1985年初到達中國，因被視為在華投資的外國人之一，像個“活錢包”而大受歡迎，但40年後，她因針貶中共或揭露中企的財務欺詐，不再受北京所喜歡。再加上中共近年任意拘捕外籍人士的行徑也讓她對中國有了危邦不入的防心。
楊思安最近出版新書《Wild Ride (狂野之旅)》，詳述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興衰，她告訴美國之音，改革開放是“中共演給外商看的一場戲”，她也在書中反思自己“盲目參與”其中的第一手經驗。
自從中國爆發新冠疫情後，楊思安四年多來不曾再踏足中國一步，她想念還在中國的姻親們和中國菜，更懷念比美國人更好相處、更隨和的中國朋友。
但對諸如十一等中國節日，她說，她們一家人還住在北京時就已經避之惟恐不及，無論是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還是中共建政60週年，因為維安限制太多， “煩”，例如，不少北京人不能隨便開車出門，長安街住戶還不能開窗，非常不方便。
楊思安認為，中共利用十一國慶等場合對內、對外宣揚國威，但外媒已不像當年那麼好控制，不一定跟著唱好。中共與其浪費民脂民膏去辦活動，不如把經費用在改善人民的生活。
楊思安的中國初體驗
楊思安1985年初到中國，正值雙十年華的她在有10多個語種的中國官方月刊《中國畫報》擔任英文組的記者和編輯工作。
當時正值80年代改革開放初期，外國人在中國特別受歡迎。
在人情面，她說，當時的中國人剛脫離毛澤東時代的高壓統治，變得很放鬆、很開放，“好像從40年的睡眠醒過來了，覺得很興奮”。
而中國人除了對西方臉孔感到新鮮外，更歡迎外資“錢進中國”。
楊思安(Anne Stevenson-Yang)和中國夫柏楊致芳1988年於北京結婚。 （照片提供: 楊思安）
她說，她在一個江蘇小鎮，看到一整條街掛著「歡迎投資」布條，還在西安採訪中國貿促會辦的展覽會時被當成外資，“硬”邀上台對著300多人演講。她當時就感受到中國社會“有一種飢渴，因為中國太窮了嘛，覺得來了外資就可以發達”。
操著流利中文的楊思安說:“我剛到中國時候，特別(受)歡迎，我到哪裡去，好像人家看(我像)一個大錢包，覺得來投資，可以跟他(外商)講(中國)所有的公司情況，現在可不一樣的……現在(投資)機會不如以前多，而且受限制挺多的，中國的這個文化現在是多疑，對投資者總是有懷疑。”
中國仇外情緒升高 外資忌憚
隨著中國近年緊縮言論控制、無限上綱、國安思維，去年還搜查如貝恩公司(Bain & Company)等外籍顧問管理公司的中國辦公室，甚至透過《反間諜法》、擴大對間諜的定義，讓楊思安和不少外資一樣，都感受到在華工作或經商的地緣風險升高，因為她自己就有好幾位朋友遭中共無端抓捕。
2014年回美定居前，楊思安在中國已前後長住過25年，除嫁給有解放軍身份的中國夫君楊致芳、成為中國媳婦外，也曾在北京創立出版社、數據和軟體等公司。
楊思安(Anne Stevenson-Yang)的丈夫楊致芳年輕時曾加入解放軍。 （照片提供: 楊思安）
她於2007年創立J Capital Research公司至今，專職為美國投資者發佈各產業上市中企的調查報告，因此，恐因真實揭露中企的財務實情而得罪不少中企。
她自己也寫書或屢在媒體發表評論，針貶中共和中國時政，甚至幾度以中國經濟、商情分析師的身分，出席多場美國國會辦的中國相關聽證會，揭露中企的財務詐欺或投資中國的風險，因此，她自己評估，恐都已觸犯中共的政治紅線，讓她現在對於回中國一事，幾乎想都不敢想，就連先生去年在美過世，她也忌憚隨行、將部分先生的骨灰送回北京，對於無法完成先生落葉歸根的遺願，楊思安說:“我是很遺憾，但確實不敢回去。”
楊思安新書：在中國的“狂野之旅”
楊思安有25年的中國在地經驗，也深入研究中國40年的改革開放，並將其見解寫成《Wild Ride: A short history of the opening and closing of the Chinese economy(狂野之旅:中國經濟開放與封閉的簡史)》一書。
她在書中詳述中國經濟自1979年以來、四十個年頭的發展，全書共分五個章節，前四個章節分別是：解除鎖國的第一個十年(1979-1988)、快速“鍍金”的第二個十年(1989-1998)、蓬勃榮景的第三個十年(1999-2008)以及充滿危機的第四個十年(2009-2018)。
楊思安在書的最後一章悲觀預言，中國恐走回80年代鎖國的老路，因為隨著中共領導人習近平上台，中國對資本主義的實驗已告終，這是她不樂見的，但若持續下去，長期恐不利中國經濟發展，也會陷華人民於“窮化”的過程中。
她說，回想自己遠赴中國之前，她覺得毛澤東思想和社會主義“特別厲害，我想學......來治美國的一些(資本)社會毛病，就可以得到一種更理想的社會。”
但在中國生活不久後，楊思安就看到報社吃大鍋飯的冗餘，同事的農民父親窮到連肺結核這麼易治的病都沒錢治，都讓她大失所望，也真正看清：在中國，只有權貴階級才能享受到經濟紅利和照顧，窮人階級不僅難得到資源，也未受到妥善的照顧，而且中共統治的社會主義下，人民至今都只有有限的經濟自由，完全沒有政治自由。
楊思安:改革開放是短期措施
楊思安1988年結婚後，曾偕夫君回美國居住，直到1993年重返中國，出任美國民間對華貿易組織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US-China Business Council)的北京代表，當時與中國官方有頻繁往來，也讓她對中國經濟有了更深一層的認知。
她形容，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一種戲劇表演，給國外商人看”，很多像她一樣的外國人“盲目地參與”。
她還說，1989年的天安門血腥鎮壓事件讓西方國家看清，中共不會放棄它的統治權力。但各國跟中國的商業往來已涉及太多金錢和利益，這麼多年來，“(跨國)公司也好，西方國家領導也好，很難分清利潤和道理”。
楊思安(Anne Stevenson-Yang)和中國夫君敬得2015年赴印度旅遊。 （照片提供: 楊思安）
楊思安認為，改革開放是中共為了像全世界吸金的一個短期措施，只要錢夠多了，中國不一定會繼續參與國際社會，或者開放到一定程度威脅到中共的統治權時，中共就不會再開放。
鄧小平生前曾說過:“開一個窗戶，會進來陽光、空氣，但也會進來些蒼蠅”，對此，楊思安說，鄧小平言下之意就是，“窗戶是經濟開放，蒼蠅是一些共產黨不能接受的反應”，換言之，她說，改革開放的後遺症若危及中共一黨獨大的執政地位，例如，人民上街聲索政治自由和參政權，中共必然會向左轉，緊縮社會控制，甚至終結改革開放的過程，因為中共的思維永遠是政治優先於經濟。
中國經濟開始反轉倒退了嗎?
楊思安認為，中國改革開放40年，現在到了反轉到退的階段，因為如果中國若持續開放，需要深化很多改革，例如，戶口解禁讓勞動人口可以自由移動，但這些都不是中共願意啟動的改革，包括最重要的政治改革。
她說，中國經濟開始反轉的一大跡象即“當地化，少進口”，扶植國產產業和技術，降低對外國的依賴，但能不能成功，還有待觀察。
對於外資的中國投資熱，楊思安說，許多大型跨國公司仍得繼續維持在華營運，但中小型或尚未投資中國的公司，其實有其他更好的機會，不應陷入中國發展機會多的迷思，因為她說，中國像巴西，“不是沒機會，但是難，也得提心吊膽地做投資。”
季愷文:美商樂見中國解除外資准入限制
對於楊思安，前美國商會上海分會會長季愷文(Ker Gibbs)稱，她是個值得尊敬的經濟分析師。
不過，季愷文不認同在華外資漸不受中國歡迎，甚至備受懷疑的說法。
季愷文現任美國舊金山大學亞太創新與管理研究中心的駐校董事，著有《銷往中國(Selling to China)》一書。
他說，他去年夏天和一團美國投資人訪華，受到中國熱烈的歡迎，也感受不到任何敵意。
不過，他坦承，中國已經越來越不需要外資，所以，衝擊到在華外商的受歡迎度，但不致於因此對外資有敵意。
季愷文告訴美國之音:“15、20年前，大衆非常清楚，外企和外資對中國的重要性，當時，外國人受到特殊的待遇，但客觀現實是，中國現在越來越不需要外資，所以，(對外國人)的待遇也不可同日而語。”
他說，中國近日全面解除製造業的外資准入限制並進一步開放醫療等產業的決定，外資非常樂見，但美商投資中國的決定除參考中美關係的氛圍外，特別取決於兩大因素，一是中國監管環境的透明度，二是讓外資有工具和數據在中國可以進行投資前的盡職調查(due dilig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