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特赦組織5月15日於台北召開座談會，發佈有關中國在歐美等國跨境鎮壓中國留學生的最新報告。與會人士警告，中國慣用海外跟監騷擾，甚至威脅當事人在中國的家人等手段，逼迫人在海外的中國留學生噤聲，就連對沒有治權的台灣人也是中共跨境鎮壓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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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特赦組織揭中國“跨境鎮壓”情節 中、港留學生、台灣人同遭鎖定
國際特赦組織最新發佈的報告題為《在我的校園裡，我卻感到害怕(On my campus, I am afraid) 》，這份長達60頁的報告訪談了留學歐美8個國家的32名中國學生，總結他們遭中共跨境鎮壓的親身經歷。
國際人權組織“保護衛士”在2023年12月10日國際人權日發佈人權報告，批評中共當局對異議人士及其家人施行株連迫害。
中國政府脅迫家人，對中國留學生跨海施壓
國際特赦組織中國事務主管薩拉·布魯克斯（Sarah Brooks）5月15日以視頻方式出席台北的座談會時指出，中國政府監控和騷擾海外留學生，旨在阻止他們在民主國家發聲。
布魯克斯說，至少10名中國留學生於受訪時指出，當他們在海外參加抗議活動或公開發表言論之後，中國境內的父母和家人就接到中國執法單位的電話、甚至直接找上門騷擾。
布魯克斯於座談會中說:“他們的家人，特別是父母，受到的威脅包括:無法出國旅行、護照恐被吊銷、失業和失去退休金。(中共)當局以這些威脅來逼父母致電其子女，要求他們保持沈默。”
她引述受訪中國留學生的話說，學生當事人最感到恐懼的是監控和騷擾，因為儘管身在海外，卻在自由參與集會之後，遭到跟監、拍照等。
布魯克斯說，許多中國留學生坦言，這些騷擾的效果讓他們無論在平日的交談、社交媒體的留言，甚至課堂學術討論，都不自主地先自我審查，因為擔心，隨時有人會向國內舉報自己的言行。
她還說，監控對中國留學生帶來難以置信的壓力和擔憂，甚至自覺陷家人於危險而心生愧咎，有人還因不堪心理壓力，必須住院求診。
台灣官員、民意代表出國也遭中方監控騷擾
台灣民進黨籍立法委員洪申翰也在座談會中分享自己的經驗，他說，中國的“跨境鎮壓”和監控，不只針對中國、香港籍留學生及海外異議人士，他自己也曾在國外出席國際氣候會議時，遭到中方的騷擾。
洪申翰說:“他(跟監者)會讓你知道我在你旁邊、我正在看著你，甚至派一、兩個人來會議現場大鬧一下，也是讓台灣正在交往的國際友人知道，你們沒有能夠逃離我(中國)的眼線。”
洪申翰表示，除了像他一樣的民代外，台灣官員出國，也遭中方鎖定，例如捷克媒體先前透露，台灣候任副總統蕭美琴今年3月到訪期間，就曾遭中國軍事外交人員跟車尾隨。
他說，中國近年掀起俗稱潤的“出走潮”，中國政府尤其嚴防這些人出國後，在自由世界發聲，因此，更加劇海外鎮壓。
洪申翰表示，外界須認清，這些海外跟監者絕非某些“小粉紅”的個別行為，而是中國政府系統性的操控手段，因此，他呼籲，民主國家的政府和非政府組織應互相通報信息，共擬應對之策。
香港民運人士在台活動也遭監控
流亡台北的香港邊城青年秘書長馮紹天也於座談會中指出，近幾年已有證據顯示，香港政府提供資金，透過徵信社等方式，間接監控在台灣的離散港人。
馮紹天說，2019年他們剛來台灣時辦過一些活動，當時出席的港生都互不認識，但事後卻被親中港媒一一點名，證實港府有其他秘密管道可以掌握情報，讓他們從此更謹慎，多使用化名並戴上口罩。
儘管如此，馮紹天說，今年3月他們舉辦“反23條”站街活動時，還是有人現身舉牌抗議，甚至全程監控他們的活動。他說，隨著港版國安法和基本法23條立法落地，越來越嚴苛的法規已對在台港人產生寒蟬效應。
馮紹天說:“特別在23條(立法)裡面有一些(法條)，就是如果你知道了(犯罪行為)，不去跟國安單位舉報的話，也有機會觸犯相關條文，(這)會讓過去還願意行動的學生，甚至是支持運動的人，也不敢再這麼活躍，甚至可能會退出。”
海外監控遊走法律灰色地帶 民主國家處置棘手
不過，與會人士說，中共類似的海外跟蹤、拍攝活動，因遊走在法律灰色地帶，多數情況下並不構成違法，因此，在公開活動，就算遇到不明人士全場緊盯，甚至拍攝身分敏感的參與者，當事人也無可奈何，更無權阻止，這是令他們最擔憂處。
對此，國際人權組織自由之家“異言網”派駐台北的計劃經理史凱文(Kevin Slaten)在座談會外、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則表示，歐美國家涉及以政府力量阻卻中國跨境鎮壓的討論時，常因觸及種族歧視等敏感問題，平添了處置這類情況的複雜性。
史凱文說:“在美國有這個(種族歧視)的問題，還有在其他亞洲人比較少的地方，(反制跨境鎮壓)就可能變成民族主義的種子，就是會跟那些問題混在一起。”
史凱文強調，民主國家有責保護其境內的中國籍留學生，免受中國政府的跨境威脅，但也必須拿捏分寸，以免反傷及其追求自由的價值觀，因此各國在維護國家安全與個人利益間，必須取得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