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ur browser doesn’t support HTML5
年終專稿：從香港到法國 全球抗議不斷的2019年
2019年可謂是全球抗議年，從香港到玻利維亞，從法國到黎巴嫩，世界沒有多少地方躲得過大規模抗議風潮。
燃遍全球的抗議怒火
在俄羅斯首都莫斯科，選舉舞弊激怒了抗議者。在英國，人們集會反對英國脫離歐盟的決定。塞爾維亞、烏克蘭、阿爾巴尼亞和中歐諸國都經歷了重大示威。在動蕩的加泰羅尼亞地區，分離主義者與警方衝突。中東的異議活動讓人們談論新的“阿拉伯之春”。
在智利首都聖地亞哥的一次反政府示威期間，防暴警察與抗議者衝突。 (2019年12月14日)
在美洲，玻利維亞、巴西、智利、哥倫比亞、厄瓜多爾、秘魯和委內瑞拉都經歷了民眾抗議。抗議發生地的一長串名單並不止於此。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研究社會變革的學者雅克利安·範·斯特凱倫堡（Jacquelien van Stekelenburg）指出：“數據顯示抗議的數量在增加，而且與咆哮的1960年代一樣高。”
1848年的聯想
2019年讓人聯想起1848年。那一年，歐洲的統治精英和君主面對撕裂整個歐洲大陸的動盪和民憤不知所措。
不管是當年還是當下，促使民眾憤怒地走上街頭的直接誘因各國皆有不同。 170年前，有些人抗議本國政府的腐敗無能，並痛恨麻木不仁的統治精英對現代化和自由化潮流的抵制。窮人出於經濟絕望而上街。民族主義者希望脫離帝國牢籠。無政府主義者想要摧毀一切。
蝴蝶翅膀掀起風暴
1848年革命也有“民族之春”之稱。在那段歲月裡，哪怕是看起來很小的一些事件或者政府的一些小小的決定都有可能引發大亂。 2019年也是如此。
在法國，抗議者舉著“一切剛剛開始”的橫幅，遊行紀念“黃背心”運動爆發一周年。 (2019年11月16日)
法國的“黃背心”運動人士主要來自小城鎮和農村地區的低收入者。他們上街阻路，抗議針對燃油提高“綠色”稅收。在智利和厄瓜多爾，政府大幅提高燃油價格和地鐵費用的計劃今年也在低收入和農村社區激起民憤沸騰。
但是除了最直接的誘因之外，遠遠更具有實質性和結構性的民間積怨也助長了全世界範圍的抗議。在黎巴嫩，示威者最初是因為對WhatsApp應用程序收稅不滿而上街，但抗議火花隨即擴展為對腐敗和伊朗在黎巴嫩影響力的燎原怒火。在法國，“黃背心”之怒演變成被經濟發展甩在後面的人群的總體不滿。
在香港，《逃犯條例》的修訂草案引發了抗議，但“反送中”只是一個像徵，讓抗議者憤怒的是北京指使的威權主義對香港的漸漸侵蝕。
全球各地抗議的異同
分析人士說，2019年的抗議有某些共同的主題，包括抗議民主被窒息和要求擴大政治自由。對腐敗的不滿以及那種政治制度遭到操縱的感覺也是各地民怨的一個共性。
一些評論人士試圖把所有抗議都串聯在一起。他們爭辯說，這些集會、示威和阻路在更多的情況下是對在世界各地很多地方佔據上風的反民主和右翼勢力的反彈。
也許有些抗議如此，但並非全是這樣，而且還有很多矛盾之處。此外，不管是在政治光譜的左邊還是右邊，抗議者們都有一點共性，那就是，他們堅信，事情應該而且能夠被改變。
在黎巴嫩首都貝魯特，反政府抗議者上街阻路，呼喊口號。 (2019年12月4日)
不過，跟從前相比，一大不同點是如今有了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現代通訊手段助長了憤怒情緒，而且幫助人們組織起來並招募抗議者，以對抗當局。法國國際關係研究所的蒂埃里·德蒙布里亞爾(hierry de Montbrial)說：“傳統的自上而下執行強權的方式受到了越來越大的挑戰。”
去年在意大利和德國上街集會的民粹民族主義者與發生在英國的親歐盟、反脫歐的大型抗議沒有任何共同之處。大鬧英國和澳大利亞的氣候變化抗議者要求增加“綠色”稅收，而惹惱法國“黃背心”的正是這種稅收。
華盛頓研究機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分析師理查德·揚斯(Richard Youngs)說：“一些抗議也許看起來像是某種跡象，顯示民粹主義和對政治現狀的失望情緒上升，民主走向衰敗，比如在巴西、美國或者法國。”
“另一些國家也許看起來像在日益抬頭的非自由主義和威權主義影響下，徒勞地搖撼政壇，比如像是匈牙利、摩洛哥或者泰國。更為樂觀的是，在阿爾及利亞、委內瑞拉和蘇丹等地的抗議，也許是個讓人欣慰的信號，顯示人們對民主有著不懈的憧憬，而且在世界不同的地方，人民願意為之而戰。”
一戰後的歷史參照
也許用一個無所不包的大概念來強行總括2019年的躁動不安並沒有什麼意義，更好的歷史參照應該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動盪歲月。歷史學者查爾斯·愛默生(Charles Emmerson)在新書《嚴峻考驗：大戰的漫長結尾與新世界的誕生，1917-24》(Crucible: The Long End of the Great War and the Birth of a New World, 1917 -24)中示意，各國在戰後動盪時期失去了他們的所有支柱，其結果只有混亂。他寫道：“既有秩序被沖走了。原先什麼也不是的人突然間被送上顯赫地位……現實變成了超現實。”
按照愛默生的描述，在一戰剛剛結束的那些歲月裡，很多人覺得他們毫無權力，不再相信傳統政權有能力保護他們並恢復可預見性，他們還痛恨財富和權力分配的不均。當年如此，如今又何嘗不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