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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上個月剛剛宣佈完成消除絕對貧困的任務之後,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在參加兩會省級代表團的審議時,再次提出要縮小城鄉區域發展的差距,但承認共同富裕仍然任重道遠。
分析人士指出,如何解決地區之間,城鄉之間的貧富不均,以及改善社會的貧富懸殊,已經成為中國政府今後面臨的重大課題。雖然從表面上看,中國的農村經濟已具備起飛的條件,但要克服體制上的障礙卻非易事。
兩會老調重彈
中國政府已經認識到,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存在嚴重的不平衡,也就是說富而不均的問題。這一點可以從中共領導人習近平近來的一系列講話中反映出來。
今年2月,習近平在北京召開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上宣告,中國“脫貧攻堅戰取得全面勝利”,但他同時提出要把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而且要自覺主動解決地區差距,城鄉差距,收入差距等問題。
兩會期間,習近平在參加內蒙古代表團的審議時說,脫貧摘帽不是終點,而是他所說的“新生活、新奮鬥的起點”。他表示,解決中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縮小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仍然任重道遠。
一位長期關注中國農村經濟的人士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這反映了中國政府終於願意正視存在已久的問題:“比較公正地來說,國家領導人其實已經被這個問題困擾了幾十年了吧。處於後新冠肺炎時代的中國,在整個世界範圍來說,它的經濟發展還是能維持在某個程度上,在擁有這麼多資本的情況下,如果還不正視國內城鄉發展不平衡的問題,這是說不過去的,但是遲來總比沒來好。”
一部分人先富起來
習近平的講話使外界關注,中國是否會改變沿用已久的發展模式。
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多年。已故領導人鄧小平當初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再帶動貧困地區,最終達到全國共同富裕。
這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觀察人士表示,在“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同時,東西部差別、城鄉差別以及各群體之間貧富懸殊的矛盾逐漸凸顯。她說:“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有比較流行的說法就是,'中國的城市像歐洲,農村像非洲',其實已經能看到鄧小平所說,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有一部分人的確是富起來了。城鄉差距也就從九十年代開始拉得越來越大。九十年代張藝謀拍的'秋菊打官司'那時候,農村還在坐馬拉的木頭車。最厲害的也就是有一輛自行車。”
但是,進入21世紀,中國當局多管齊下改善偏遠地區居民的生活素質,改善農村基建不遺餘力。
農村日漸“掏空”
這位觀察人士長期從事農村調研工作,因此掌握了與之相關的第一手資料。她對美國之音說,當局為了提高農村的競爭力,曾先後推出多項惠民政策:“國家透過完全取消農業稅,然後大面積的讓所有農村戶口的人口可以買社保買醫保,讓以前'不能病只能死'的最極端的情況有所改善。農村有更多人移到縣城上學。就算是以前非常偏遠的農村地區也會有公路,並且大量的建設高鐵。雲南很多比較貧窮的角落現在都已經有高鐵了。”
但與此同時,農村日漸“掏空”。選擇前往城市的年輕人卻有增無減。許多農村地區遭到荒廢。
她說:“大部分的年輕人都離開農村,剩下的就是老年人和小孩,農村的土地可能沒有人耕種,小學、中學基本上關掉,因為小孩上學也要到縣城去上。農村極端貧窮是改善了,但是農業被拋棄,農村被掏空的問題卻越來越嚴重。年輕人出去城市打工才有生存能力,才有發展機會。”
貧富及城鄉差距拉大
近年製造業轉型升級,新型服務業崛起,人力與財富匯聚城市的現象更為明顯。她說:“農耕是不賺錢的。年輕力壯的農村青年如果每個月在外面打工,肯定會每月有收入回報,而耕種有太多不確定因素,譬如乾旱天氣等,農作物的價格也沒有提的很高。農民都寧願自己的小孩子到外面打工,輕人都往外跑了,剩下的大都是老弱殘,所以現在農村的情況是,不能說完全沒有人在耕種,但是它不能維持生計,譬如一個農村小孩現在要結婚,起碼得有一套房,讓他有機會能結婚。”
兩年前,中國人民銀行曾針對農村居民家庭以外的城鎮居民家庭淨資產進行調查,發現排在前1%的家庭,擁有全社會17.1%的財富;前10%家庭,擁有全社會49%的財富;前40%的家庭,財富佔比更高達82.6%;相反, 最底層20%的家庭結構,淨資產只佔全社會2.3%,以每戶家庭和平均資產值計算,北京是新疆的七倍。
這位觀察人士認為,中國要縮小貧富和城鄉差距,任務比起二三十年前更艱鉅。她說:“因為現在中國的首富已經是世界級的首富。
福布斯的全球富豪榜中國的富豪已經榜上有名了。如果國家說要縮小國內的貧富差距。我相信比等月球和登火星更難。”
戶籍限制為振興農村最大障礙
過去有評論認為,中國城鄉居民財產差距急劇擴大的主要原因,是房價快速上漲,因此調控房價是當務之急,不過,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陳耀告訴美國之音,戶籍限制才是振興農村的最大障礙。
陳耀說:“要解決城鄉差距的問題,城市的人和資本必須投入到農村地區,這樣才有助於鄉鎮振興,也只有鄉鎮振興,差距才能縮小。現在你到農村,你首先沒有地,因為你不是農村戶口。你只要一出去要回來就不容易。”
陳耀認為有必要加快改革戶籍制度,以促進人口雙向流動。他說:“農村現在是寶地,所以現在有很多人要遷出農村到城裡去,都要再三考慮,遷出去容易,遷回來就難了,你要到農村落戶必須得有地方住。”
城鄉收入差距源於土地國有化
身在澳大利亞的金融學者司令向美國之音表示,中國的房地產泡沫,以及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等社會問題,都源自中國土地國有化政策。他說:“如果中國能適當借鑒西方國家在土地產權問題上幾百年來形成的經驗的話,那麼老百姓住房問題,乃至房地產泡沫問題,都有可能迎刃而解。借鑒的是西方國家的什麼經驗呢?那就是讓土地能真正的由老百姓所擁有,能讓土地自由流動。”
司令指出,最近一百多年以來是中國城鄉收入差距擴大最快的一百年,尤其1949年中國建政之後,中共實行的是計劃經濟,掠奪了大量農村人的勞動成果,自然禀賦,然後轉移到城市當中去。
在司令眼裡,國有經濟掌控著國民經濟的命脈,對經濟發展起主導作用,這是解決城鄉差距擴大的根本障礙。他說:“它導致資源很難向很多薄弱地區,薄弱環節,弱勢群體傾斜。這就是導致中國城鄉收入差距擴大的一個根本性的,最重要的社會經濟層面,或者說制度設計層面的原因。 ”
共同富裕之路下一步如何走?
長期關注中國農村經濟發展的觀察人士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近年全國各地不少農戶都積極求變。她以打破傳統銷售模式的“直播農夫”為例說:“(消費者)是在微信跟某些農場的農夫直接聯繫,直接購買他們的農產品。現在有一批新興的農夫叫'直播農夫'。譬如說他們要在山上種蘋果,他就直接全程直播,'大家好,你看今年蘋果在長著呢。'”
她相信,只有讓年輕人看到前景,才能打破農業目前面對的困局,開拓美好前景。她說:“能否讓更多年輕人留在本來的出生地從事農耕的生意,能否讓這些人有足夠的收入,讓他們留在農村發展呢,而他們的小孩不用變成留守兒童,爺爺奶奶不用變成保姆,過去幾十年因為全靠城市的工廠發展,其實中國傳統文化在農村里頭這種傳統已經完全被毀壞掉了。中產階級消費人口冒起是不是一種新的內循環? ”
過去四十多年,改革開放的確讓中國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但是面向2035年人均GDP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的目標,從政府到民間似乎仍在摸索該如何踏出下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