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溯源新書作者：“我相信有人掌握病毒來源的證據”

紐約 — 

新冠溯源新書作者：“我相信有人掌握病毒來源的證據”

美國亞裔科學家曾昱嘉（Alina Chan）和英國科學作家馬特·雷德利（Matt Ridley）合著的《病毒：新冠肺炎溯源》（Viral: The Search for the Origin of Covid-19 ）週二（11月16日）在美國上市。曾昱嘉接受美國之音專訪時表示，她確信中國政府不會喜歡這本書，但她希望有更多人可以閱讀這本書，了解病毒從哪裡來，如何才能找出源頭。

從質疑病毒人畜共患自然傳播的爆炸性論文，到被其他科學家指為宣揚實驗室洩露的“陰謀論者”；從接獲暴力威脅信件、被中國媒體指為“種族叛徒”，到2021年病毒溯源潮流逆轉、成為調查病毒源頭有影響力的專家，32歲的曾昱嘉現在麻省理工和哈佛的布羅德研究所（Broad Institute of MIT and Harvard）做博士後研究員。

她對美國之音表示，她與雷德利在寫作時，“幾乎從頭到尾只是想為讀者提供有關野生動物貿易和病原體研究兩方面的事實。”但最新披露的事實證明，武漢及世界其他地方與武漢合作的科學家們，“曾對自然界中發現的SARS病毒進行基因修改，這些修改有時會使實驗室裡的動物更具傳染性、更危險。”

該書說，有關病毒源頭的辯論一直假定持實驗室洩露理論者必須拿出證據，即負有舉證責任。但該書認為，目前發現的眾多實例已經將舉證責任轉移到了自然溢出論者。

這些實例包括：新冠病毒最近親屬RaTG13（一種從雲南墨江礦洞發現的與新冠病毒有96.2%近似度的蝙蝠病毒）由科學家帶到武漢、對2012年雲南墨江礦工6人被蝙蝠病毒感染3人致死事件的故意混淆和誤導、大流行爆發約一年後披露出武漢病毒所擁有的來自該礦的其它8種類似新冠病毒、22000個條目缺失的數據庫，武漢的病毒蒐集、冠狀病毒基因工程和動物感染實驗的長期記錄、科學家對病毒進行改造的成功與失敗的記錄，以及至今沒有發現任何人畜共患中間宿主。

“這些因素可能還不能證明實驗室洩露假說，但是它們已經非常明確地破壞了自然溢出論作為默認假說的地位。”該書得出結論。

實驗室洩露並非不尋常

該書有一章專寫“實驗室洩露”。講到大流行早期，北京一家研究所的一名資深科學家在實驗室工作時感染了新冠病毒。一些美國病毒學家是這位科學家的前同事，其中一位在電郵中寫道，“實際上我非常關切實驗室人員被感染新冠病毒的可能性。” （該信由“美國知的權利”組織披露，電郵日期為2020年2月14日）

該書詳述了薩斯病毒在2003年到2004年期間，分別從新加坡、台灣和中國實驗室洩露的多起事件。“不管哪個國家，只要你在做那種危險的研究，總會有機會（洩露）。” 曾昱嘉說。“我們撰寫這些故事是為了幫助人們了解，即使你擁有最高生物安全級別的實驗室，也一定會犯人為的錯誤。”

曾昱嘉因為在2020年5月發表了新冠病毒可能有著預先已經適應在人類傳染的某種特性，質疑當時作為主流看法的病毒通過動物宿主自然演進理論，因而遭資深科學家斥責其不夠資格作此結論，並被戴上“陰謀論者”帽子，而且還因其華裔血統被中國一家媒體指為“行為骯髒”、是“種族叛徒”。

“中國政府不會喜歡這本書”

曾昱嘉說，她可能不得不在出書後隱姓埋名以求自保。“我知道我處於危險之中，就像我寫這本書，包含了很多會冒犯和威脅很多當權者的事實。我確信中國政府不會喜歡這本書。”她說。“但我覺得做這項工作並儘我所能進行調查、寫一本書對我來說更為重要，這樣使盡可能多的人可以讀這本書，讓他們了解這個病毒是從哪裡來的，我們現在需要做什麼才能找出它的源頭。”

曾昱嘉說，2021年全球新冠病毒溯源潮流大逆轉出現，首先由於世衛-中國研究新冠病毒溯源小組得出的完全不符合實際的結論：“實驗室洩露極不可能”以及“病毒可能源於冷凍食品”。

“他們（科學家）看到了，他們再也不能容忍了。” 曾昱嘉說。“當世界衛生組織作出這個可怕的結論時，他們決定公開說不，認為我們需要進行確實的調查，世衛組織這樣做是不可接受的。 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動力。 然後一旦科學家站出來說了，其他人就開始覺得當然可以這樣說了。”

今年5月，曾昱嘉跟其他17位頂尖科學家聯署了一封信發表在《科學》雜誌上，呼籲對自然溢出和實驗室起源兩種可能性都進行調查。

“我們需要表現出跟武漢人民一樣的決心和勇氣，他們是第一批甚至獻出了生命來告訴我們有關這種病毒真相的醫生和記者。”曾昱嘉說。

該書用一章來描述武漢吹哨人的工作和勇氣。“裡面有武漢的醫生，武漢的記者，還有公民記者，他們不是專業記者，他們告訴人們武漢正在發生的事情。” 曾昱嘉說。“他們中一些人被送進監獄，一些人被迫簽署供詞，一些人只是為了分享武漢發生事情的真相而遭酷刑，真是太可怕了。”

喜憂參半的溯源前景

曾昱嘉對新冠病毒溯源的前景喜憂參半。她認為世衛組織新建立的溯源小組是“換湯不換藥”。“我們看到了很多人，他們要么稱實驗室起源理論為陰謀論，要么又是有經濟利益衝突的人。”

但她同時也對病毒溯源前途表示樂觀，“總有一天我們會找到答案，” 她說。“我相信至少有一些人掌握著病毒來自哪裡的證據。”她說。“也許今天他們不放心告訴我們，也許再過5 年、10 年，或50 年，但最終會有人告訴我們。”

以下是美國之音對亞裔科學家曾昱嘉的專訪實錄：

病毒溯源的神秘旅程

記者：首先，請告訴我你新書裡有哪些可以幫助讀者更好了解新冠病毒溯源的新的事實、新的分析和新的發現？

曾昱嘉：對病毒的調查已經進行了將近兩年，我們的書，讀起來真的像一本非虛構科學驚悚或神秘小說。讀者跟隨我們走上尋找新冠肺炎（COVID-19）起源的旅程。我們帶你去了解中國的野生動物市場，帶你去了解蝙蝠洞穴、礦工、對危險的病原體的研究——中國和世界其它地方正進行的病毒研究。我們告訴你過去實驗室病毒逃逸的事件。在本書的最後，我們告訴讀者有關該病毒起源的所有最新發現。還不止於此，當讀者讀到本書結尾時，會真正意識到溯源還只是開始，我們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才能找到這種病毒的源頭。

記者：你們的書研究了幾乎所有目前存在的有可能導向找到病毒源頭的可能性，為什麼如此架構？為什麼溯源這麼重要？

曾昱嘉：溯源非常重要，原因有以下三個。首先，為了防止下一次大流行，我們需要知道這次大流行是怎麼開始的。這是一個世紀以來最嚴重的流行病，希望未來幾年不再發生這種流行病，但可能性總是存在。並不是每一次大流行都要一百年後才會發生，它可能在未來兩年、十年、或二十年內發生。因此，為了阻止下一次大流行，我們需要知道來自野生動物市場的病毒是穿山甲還是果子狸？我們是否應該採取措施阻止這些動物出售？或者病毒是來自實驗室的善意研究？也許研究病毒只是為了找到治癒疾病的方法，但卻意外創造了一種流行病的病原體。這是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是，我們需要建立一個先例、一種協議，以便下次大流行發生時——希望不會那麼快，但如果再次發生——我們能知道我們應如何盡快追踪它的起源。這樣我們就可以阻止它發展得像這次這麼嚴重。

最後一個原因確實是人的原因。現在幾乎每個活著的人都受到了這次大流行的影響，我們很多人失去了所愛的人，我們很多人被關在家裡，你的孩子整整一年半都被困在家裡。所以，我們真的需要一個答案。這不是某種我們可以說溯源無關緊要、讓我們假裝它從未發生過的事情。所以，我們真的需要進行真正的調查。

新材料揭示修改病毒基因

記者：在你看來病毒的自然演進和從實驗室洩漏這兩種可能性哪一個更大？

曾昱嘉：當我和馬特寫這本書的時候，我們認為兩者看起來都很有可能。所以我們在寫的時候，幾乎從頭到尾只是想為讀者提供有關野生動物貿易和病原體研究兩方面的事實。但就在這本書即將送出版社付印時，所有這些通過信息自由法被洩露或在線發布的文件表明，很不幸的是，在武漢的和在其它地方跟武漢合作的科學家們，曾做過一些相當冒險的研究。他們曾對在自然界中發現的 SARS病毒進行基因修改，這些修改有時會使受感染的動物更具傳染性、更危險。所以，我們現在真的需要推動更多透明度。因此，不僅在中國，而且在中國以外，甚至在美國，很多人都有關於此類研究的信息。我們真的希望他們與我們分享這些信息，這樣我們就可以針對究竟是什麼導致新冠肺炎緊急狀態發生，建立一個更好、更清晰的圖景。

記者：你們認為新冠病毒溯源的最大障礙是什麼？

曾昱嘉：不幸的是，這個病毒起源的問題很快變得非常政治化。在 2020年初，人們開始稱其（實驗室洩露假說）為陰謀論；直到最近，今年 5 月，人們才開始說，實際上實驗室起源是可能的、合理的，我們需要對其進行調查。因此，如果讀我們的書，它會告訴你所有這些關於人類尋找真相的決心和具獨創性故事。儘管他們被以各種可能的方式屏蔽，以至於無法公開提出問題，臉書會審查你，雖然不是關閉你；即使是在科學界，甚至僅僅提出病毒是否可能來自實驗室，你都會被稱為陰謀論者。而確實在推動這一工作的個人，像那些公民記者，一直在挖掘的獨立分析人士，直到今天，他們終於可以說我們必須進行調查。

記者：書中有沒有發生在美國或中國的更具體的例子？

曾昱嘉：一個例子是很多科學家和記者說，查問病毒是否來自實驗室的人是種族主義者，因為他們認為提出這種問題的人是反中國的。但這個問題並不只跟中國有關，因為世界上有很多實驗室，有幾十個實驗室都在做非常相似的研究。這次病毒是從中國開始，但下一次可能是從美國，可能是從歐洲或亞洲其它國家開始。所以，無論是哪個國家開始的，我們都需要問，尤其是當病毒來自一個做這種研究的實驗室所在的城市時，我們需要了解它是否來自實驗室，我們需要進行調查。所以，當病毒出現時，不能得出結論，只有白人你才能調查。提出這種種族主義的問題確實阻礙了調查。

武漢吹哨人勇氣可嘉

記者：在溯源問題上中國政府一直試圖掩蓋真相，尤其是對吹哨人和公民記者進行嚴厲鎮壓。

曾昱嘉：這也很令人不安。在我們書中有一整章來突出武漢吹哨人所做的工作和勇氣。裡面有武漢的醫生，武漢的記者；還有公民記者，他們不是專業記者，他們試圖告訴人們武漢正在發生的事情。這些人表現了極大的勇氣。他們中一些人被送進監獄，一些人被迫簽署供詞，一些人只是為了分享武漢發生事情的真相而遭酷刑，真是太可怕了。

因此，從這場大流行中得到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教訓——我們把它寫入了書中，就是確實需要建立一個先例，並開始製定大流行病協議，以便將來再發生時，每個國家都應立即提名一位代表，並派調查員前往病毒發源地的城市開始實時查找信息，這樣我們就不會直到1月中旬才發現病毒人傳人，而那時已經是病毒被檢測到大約一個月以後了；作為科學家，我們也不必一定要從中國合作者那裡才能獲得基因組合。這些事情不能再發生，這種現狀我們不能接受。

記者：你們在書中還特別向中國吹哨者致敬，為什麼？

曾昱嘉：這些吹哨者讓我們盡快地了解關於病毒的最重要信息。人們需要這種信息來通知公共衛生機構作出反應，他們需要基因組序列，需要關於病毒的數據，這樣他們才可以開始進行診斷，才可以製造疫苗，才可以進行治療。如果無法訪問病毒的任何數據、任何病例數據，或序列數據，就無法制定計劃，你只能捆住雙手坐在那裡等待並乞求人們發布信息，我們就失去了非常寶貴的時間和生命。因此，如果我們盡快獲得了所有數據，我們原本可以挽救成千上萬的生命，而且大流行可能不會發展到如此嚴重和廣泛的地步。

記者：這本書關於溯源的最終結論是什麼？

曾昱嘉：這本書向我們表明，有越來越多的間接證據支持新冠肺炎來自實驗室的證據，我們必須調查這種可能性。

記者：談談寫書的目的？什麼開始有了寫書的想法？

曾昱嘉：馬特在 2020 年底聯繫了我，想看看我是否願意與他合寫一本書。當時我很害怕寫這本書會冒犯中國政府，還有許多科學界領導人。但幾個月後，我意識到我們必須寫這本書，並記錄所有關於新冠肺炎起源的事實和發現。我們這本書的主要目標是幫助盡可能多的人了解新冠肺炎的可能起源並推動真正的調查。

傳染力超強的完美病毒

記者：你和你的兩位同事在2020年5月發表了論文，指出“2019年晚些時候，病毒已經預先適應了人傳人，類似於2003年的薩斯病毒傳播”。那篇論文讓你出名。你的這一理論對這本書有什麼貢獻？為什麼這一理論受到許多科學家的質疑？

曾昱嘉：我和我在加拿大的合作者寫的第一篇論文是注意到了這個病毒——如果你從遺傳學的角度看——最初在武漢出現、12月在武漢被檢測到時，它確實已經進化得很好，有超級的感染力，在人與人之間的傳染性超強。它看上去不像正在適應人類。所以我們就問，這個病毒是從哪裡來的？它是如何變得如此擅長感染人的？我們說是不是因為它感染了一種與人非常相似的動物，像猴子？或者是因為它實際上已經在人類傳播了好幾個月而沒有人知道、並變得越來越好？或者最後有沒有可能它是在被研究並被暴露於人體細胞或人源化動物模型後從實驗室來的？當時我不知道會被捲入這個謎團，並在接下來的近兩年時間裡進行調查，調查來自許多國家的所有可能的數據和新聞，不僅僅是中國。

最終，我和我的合作者，我們不僅寫了一篇而是三篇論文，其中兩篇正在同行評審中，一篇已被接受並在線發表。我們現在回到第一篇論文，我們決心讓它通過同行評審。我們不斷發現越來越多的謎團，指向不合邏輯的故事。我們看到中國國內主張的一些事情，例如關於穿山甲。如果回到 2020 年初，記得嗎？每個人都在說這種病毒來自穿山甲，從中國發表的許多論文都說它一定來自穿山甲。而今天大家會說，其實仔細看一下數據，這不可能來自穿山甲。所以，這是我們僅僅基於科學好奇心而被吸引進來的一個旅程。

記者：你們的書專門寫了一章來研究歷史上曾經發生過的實驗室洩露事件。這些事件跟今天的溯源有什麼聯繫？

曾昱嘉：我們描述了許多實驗室逃逸的故事，不同的病毒，不僅在中國，而是在許多其它國家，從實驗室逃逸。例如，天花病毒在英國，第一個 SARS 病毒在中國、新加坡和台灣的實驗室中逃逸。所以不管哪個國家，只要你在做那種危險的研究，總有機會。這只是取決於某天實驗室技術人員的運氣不好，溢出一些東西，然後就有了可能的暴露。因此，我們撰寫這些故事是為了幫助人們了解，即使你擁有最高生物安全級別的實驗室，也始終會犯人為的錯誤。每個人都會犯錯。沒有人可以如此熟練和強大，以至於一生中都不會發生一次事故。

因此，我們呼籲採取新的措施，特別在美國，為全世界樹立榜樣，即，如何開展此類病原體研究，使其盡可能透明，盡可能安全，如果有必要將其轉移到具有良好隔離措施的非常偏遠的地區，這樣即使科學家感染了他們正在使用的病毒，他們也不會將其帶上飛機，然後飛往八個不同的國家。

記者：英國《每日電訊報》11月9日有一篇書評，批評你們這本書“假裝不可知論者，但最終卻是製造聳人聽聞”，評論引用了你們的學術資格、使用推特作為討論溯源理論的平台，以及病毒進化和靈長類進化的比較，挑戰你們的研究結論，你對此有何反應？

曾昱嘉：我有很好的學位，我在基因工程和生物工程、醫學遺傳學（如合成生物）方面有很強的專業知識。我處理病毒，我做病毒工程，所以我知道我在說什麼。

然後他（書評作者）談到了病毒跟病毒，以及猴子跟人類之間的比較。就像他說新冠病毒和它有96%的相似度的近親，然後說人類與黑猩猩的相似度高於96%。這是一個對人缺乏自尊的科學家才會做的比較。因為病毒的進化與黑猩猩、猴子等靈長類動物的進化大不相同。如果你看看黑猩猩和人類的分化，我們最後一個共同祖先是在六百萬年前，大約有六百萬年。如果你看這兩種病毒，都只有40年或幾十年時間。你無法將600萬年與40年進行比較。這不是科學。所以，我覺得當我看到這種情況時有點擔心，因為這意味著公共科學素養不是很好，我幾乎覺得如果這位評論者先諮詢一下科學家或許對他會有所幫助。

記者：你對他批評你用推特做平台發表論文有什麼看法？

曾昱嘉：他不是第一個問為什麼曾昱嘉如此頻繁使用推特的人。我的回答是，我們現在生活在 21世紀，幾乎每個人都在使用推特進行交流並分享重要問題。也許如果我們在一百年前，我們仍然在寫信，或在報紙上發表意見。但今天，每個人都在推特上分享他們最重要的意見和想法。因此，批評生活在21世紀的人做這樣的事情是件奇怪的事情。

在過去一年半里，頂級專家一直拒絕調查新冠肺炎的起源。即使今天，也還沒有對新冠肺炎起源的調查。你能想像嗎？這是一場已經出現並感染了數億人、並殺死了數百萬人的流行病，沒有對該病毒來源的正式調查？所以想知道這種病毒從何而來的人——科學家、數據分析師、教師，以及所有互聯網偵探(cyber sleuths)，他們都有真正的工作，比方說，他們有的是銀行家。他們每個人都開始匯集他們在互聯網上能找到的盡可能多的信息，比如歸檔的新聞報導。同樣地，就像通過武漢吹哨人收集並呈現給世界的那些東西，就像他們必須盡快去抓取所有信息一樣。他們找了所有科學文獻，煞費苦心地閱讀了所有數據，並顯示了，例如，從 2016 年到 2019 年，我們不知道武漢病毒學研究所發現了什麼病毒，他們從不報告，他們沒有告訴我們他們發現了哪些新病毒。但現在我們知道了，到2018年，他們報告了 180 種新的類似 SARS 的病毒。我們沒有這些數據，我們不知道武漢病毒研究所研究的這180種新型SARS病毒是什麼。所以，互聯網偵探做了所有這些應該是真正的專家要做的工作。

記者：你們的書說：“在深入追踪新冠病毒（Sars-CoV-2）起源問題後，你的生活已經永遠改變了。” 你能告訴我發生了什麼事情？什麼是讓你生活發生永遠改變的最難忘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情？

曾昱嘉：我不得不說最讓我興奮和緊張的時刻是2021 年 5 月，我和世界上 17 位頂尖科學家簽署了一封發表在《科學》雜誌上的信。我們呼籲對自然和實驗室起源都進行調查。我們說這兩者都有合理性，我們需要專注於獲取更多信息，我們不應該猜測病毒是從哪裡來的，我們需要成為科學家，我們需要表現出跟武漢人民一樣的決心和勇氣，他們是第一批甚至獻出了生命來告訴我們有關這種病毒真相的醫生和記者。所以，我們說我們需要調查。

就在幾週內，美國白宮，拜登政府宣布，他們要求情報界將他們擁有的所有信息匯總在一起並發布一份報告。我們覺得作為科學家我們顯示了我們的價值，政府聽取了我們的意見。他們在情報界要進行一次調查。

我在思考過去近兩年的這段旅程，實驗室起源假說一直被描述為陰謀論，一年多來，人們給我起了各種各樣的名字，甚至其他科學家也點了我的名，並對我說，希望某種事情會發生在我身上。這確實非常艱難。但最終，最近半年裡，我想說已經有了一個徹底的轉變。現在很多頂尖科學家私下給我發電子郵件，說不要停止搜索，繼續做你正在做的一些事情。而我，我真的覺得這證明了自己的價值。

記者：你曾表示出書後會考慮改名，現在還這樣想嗎？

曾昱嘉：我可能不得不這樣做。老實說，我所處的情況非常怪異，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不過我知道我處於危險之中，就像我寫這本書，包含了很多會冒犯和威脅很多當權者的事實。我確信中國政府不會喜歡這本書。我的很多朋友和家人都告訴我要非常小心，他們幾乎要我停下來，他們說，為什麼要把自己置於現在這樣的危險之中，現在你無法在沒有危險的情況下去任何地方。所以，我正努力思考我應該如何保護自己。但我覺得做這項工作並儘我所能進行調查、寫一本書對我來說更為重要，這樣盡可能多的人可以自己讀這本書，讓他們了解這個病毒是從哪裡來的，我們現在需要做什麼才能找出它的源頭。

文件顯示武漢和其他地方合作進行危險的病毒研究

記者：回顧 2021 年發生的事情，你認為在溯源方面發生了哪些最重要的事件？ 你觀察到了哪些重要的轉折？

曾昱嘉：2021年第一個重大轉折是中國-世界衛生組織聯合研究。世界衛生組織招募了大約10名專家，其中一些人到中國、到武漢去考察。他們甚至沒有稱其為調查。事實上，他們說不要稱之為調查。這更像是一次友好的旅行。於是他們把國外的這些專家帶到武漢，帶他們看了看海鮮市場，又帶他們到武漢生物研究所呆了半天。他們在 3 月，實際上是 2 月，他們在新聞發布會上告訴我們，他們認為這種病毒更有可能來自一些冷凍肉類，而不是來自實驗室。當全世界的科學家看到了這個最糟糕的訊息時，你等於告訴世界，這個大流行是從冷凍肉類開始的。這實際上是 18 位科學家在科學雜誌發表那封信的動力，因為我們看到了這種情況，我們不能讓這樣的災難發生，科學家們必須推動對新冠肺炎源頭進行調查。所以這是今年最早的轉折之一。

我認為五月發表在《科學》雜誌上的信也是一個重要的轉折。我被告知它促使白宮要求情報界重新開啟記錄、將他們在新冠肺炎源頭上的所有信息都集中到一起。

另一個重要的轉折是，一篇論文在今年6月終於發表了，顯示了在大流行前，有少量野生動物在武漢出售。比如說，他們說武漢市每月大約有11只果子狸，而武漢市大約有30或40只貉子(raccoon dog)。但問題是為什麼這些數據會被延遲？為什麼我們沒有在2020 年 1 月看到這些數據？為什麼我們要到 2021 年 6 月才看到？人們確實早就告訴我們還存在很多數據，我們需要索取這些數據，我們需要告訴期刊和科學家們，請現在就分享數據，不要再等五年或十年再分享你的數據。我認為最近所有這些洩漏的文件、或是根據《信息自由法》獲得的文件，表明了武漢和世界其它地方實際上正在合作進行相當多危險的病毒研究。因此，在我看來，現在這種新冠病毒、新冠肺炎病毒從實驗室逃逸的可能性比它起源於天然野生動物的可能性更大了。在我看來這兩者至少是平等的，都需要繼續進行調查。我們不能再說，只要調查一個，不調查另一個了。

記者：你認為是什麼原因促使了這種轉折？

曾昱嘉：有很多原因，可能是很多科學家對世界衛生組織與中國聯合研究的結果做出了反應，他們看到了，他們再也不能容忍了。 他們中的許多人實際上私下認為病毒可能來自實驗室，但他們在科學論文和新聞中看到說這是陰謀論，所以很多科學家只是不想說什麼，因為他們不想被稱為陰謀論者。 但是當世界衛生組織作出這個可怕的結論時，他們決定公開說不，認為我們需要進行確實的調查，世衛組織這樣做是不可接受的。 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動力。 然後，一旦科學家站出來說了，其他人就開始覺得這樣說很合適了。

記者：你在推特上批評世衛組織新組織的研究新冠病毒源頭的小組。為什麼？

曾昱嘉：世界衛生組織意識到他們在與中國的聯合研究中表現不佳，因此他們想組建一個新的小組來為下一階段的研究提供建議。他們是有機會建立一個沒有利益衝突的全新專家組的，因為世衛組織與中國的聯合研究中最糟糕的部分之一就是，他們挑選了一個利益衝突幾乎最大的人，他們選擇了生態健康聯盟（EcoHealth Alliance）的主席彼得·達薩克 (Peter Daszak)，他是武漢正在進行的病毒研究的一部分。因此想像一下，讓他調查自己，說可能是我引起了大流行？那太瘋狂了。

坦率說，這只是世界衛生組織召集的國際研究中最令人震驚的事情之一。對他們來說，這個名為 新病原體起源科學諮詢小組（SAGO） 的新團隊是一個重新開始的機會。但令人失望的是，他們決定不這樣做。所以，當他們宣布名單的時候，我們又看到了很多人，他們要么是稱實驗室起源理論為陰謀論的人，要么又有了經濟利益衝突的人。這些人在做跟生態健康聯盟合作的同類研究。這就像要他們去調查他們的朋友，就像讓他們去調查資助他們的人。即使直到今天，他們還在從那裡獲得資助。你要求他們去調查生態健康聯盟，說生態健康聯盟資助的工作可能導致了新冠病毒？所以，我認為，世界衛生組織真的是錯過了這個進行確實調查的機會。

“我非常有信心有人知道病毒從哪裡來”

記者：你對2022年新冠病毒溯源有什麼期望？ 看上去你並不是很樂觀。

曾昱嘉：我很樂觀，總有一天我們會找到答案，因為我們生活在這個幾乎所有事情都被記錄下來的世界裡。你有電話，你有互聯網，你有電子郵件，就像所有東西都以數字方式存檔在某個地方。因此，不可能完全抹去所有有關該病毒來自何處的認知痕跡。事實上，我相信至少有一些人掌握著病毒來自哪裡的證據。尤其是在中國，生活無法恢復正常，不知道中國境內哪裡出現了致命病毒，你不能在不知道另一種致命病毒何時出現的情況下，就在外面參加聚會和過自己的生活。所以，我實際上非常有信心有人知道這種病毒是從哪裡來的。也許他們今天覺得告訴我們不安全，但也許再過 5 年、10 年，或 50 年，最終會有人告訴我們。這是本世紀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它不可能被遺忘，不可能永遠只是個謎。所以對我來說，明年真正重要的是國際社會和科學界的領導人真的採取行動，顯示我們可以進行調查，我們可以盡最大努力並開始進行平行的調查。因此，不要依賴世界衛生組織，我們需要建立我們自己的真正的調查，在國際上聯合起來，找出這種病毒的根源。

記者：謝謝你！

(美國之音進行一系列採訪，反映有關美國政策和美中問題的負責任的討論和觀點。被採訪人所發表的評論並不代表美國之音的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