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50年代以來，數以萬計逃離中國迫害的維吾爾人在土耳其得到了庇護。他們與土耳其人有著共同的語言、文化和宗教傳統。不過，在中國與土耳其最近達成一項協議後，一些專家說，土耳其的維吾爾社區可能處於危險之中。
據信，大約有5萬名維吾爾人居住在土耳其，使這裡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維吾爾難民社區。
不過，散居海外的維吾爾族活動人士指出，自12月26日中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與土耳其的引渡協議以來，情況發生了重大變化。該條約可追溯至2017年5月，當時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訪問了北京，出席“一帶一路”倡議論壇。
“如果我們看中國在東突厥斯坦實行的系統性的同化和種族滅絕政策，這個協議可能帶來的危險將是嚴重的，”位於安卡拉的維吾爾研究所(Uighur Research Institute)所長艾爾肯•艾克然木(Erkin Ekrem)說。維吾爾人將中國的新疆地區稱為東突厥斯坦。
艾克然木對美國之音說，這個引渡條約在很大程度上有利於有死刑的中國。他說，那些返回中國就有可能被判死刑的維吾爾難民特別容易受到這個條約的影響。條約沒有規定那些在中國面臨死刑的人不能被引渡。
這個共有22個條款的協議規定，簽署國有義務將任何因犯罪活動而被通緝的人引渡到請求國。
“只有在引渡請求所針對的行為根據雙方法律均構成犯罪，......才能准予引渡，” 該協議說。
土耳其的立場
土耳其和中國官員否認了有關該條約為土耳其驅逐維吾爾人提供了法律窗口的說法。
土耳其外交部的一位外交消息人士對美國之音說，土耳其把它與中國簽訂的條約看作是一項例行公事，類似於土耳其與其他國家簽署的32項根據國際法引渡罪犯的條約。
該消息人士說：“把與中國的引渡條約視為針對維吾爾突厥人是極其錯誤的。”
在這個條約提交到中國人民代表大會表決時，中國外交部副部長樂玉成說，該協議解決了北京和安卡拉在反恐和打擊犯罪方面的合作需求。
樂玉成說，在協議談判期間，中國和土耳其代表在確定被驅逐者的國籍問題上存在分歧。土耳其提議，如果被要求引渡的人在引渡請求提出時已獲得被請求國的國籍，則應承認他為被請求國的國民。然而，中方認為，這樣的提議可能會鼓勵罪犯通過改變國籍來逃避引渡。
“雙方最終同意在條約中不明確說明國籍承認的時間，而是根據各自的國內法將其移交給主管部門，”樂說。
據出生於土耳其的維吾爾人漢克茲·庫爾班(Hankiz Kurban)說，土耳其無法將其提議納入條約，這意味著儘管獲得了土耳其國籍，許多維吾爾人還是可能會面臨北京方面的打壓。庫爾班的父母雖然擁有土耳其國籍，卻被中國當局綁架。
“如果這項條約得到土耳其議會的批准，我擔心我再也見不到我的父母了，”她說。
庫爾班說，她父親小時候來到土耳其，母親十幾歲時來自新疆。2017年，他們兩人在新疆首府烏魯木齊被中國警方逮捕，當時他們正在那裡出差，自那以後就一直與外界隔離。
被拘押的維吾爾人
人權組織表示，自2017年以來，中國政府在拘押營對100多萬維吾爾穆斯林實施了酷刑、強迫絕育、強迫勞動和強制放棄信仰。但是中國否認虐待維吾爾族少數民族，說這些設施是“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目的是打擊極端主義，並教維吾爾人不同的工作技能。
在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把中國政府對2009年7月維吾爾人在烏魯木齊舉行抗議的打壓方式稱為“種族滅絕”後，安卡拉和北京的關係一度緊張。兩國於2010年10月通過建立戰略合作關係開始和解。
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基馬爾•基里斯奇(Kemal Kirisci)表示，由於中國政府對土耳其的經濟影響力日益加大，近年來土耳其政府在北京對待維吾爾人方面“出奇地沉默和克制”。
他對美國之音說:“鑑於土耳其經濟的嚴峻形勢，以及土耳其與西方傳統盟友的糟糕關係，經濟因素很可能起了作用。”
去年10月，39個國家致信聯合國譴責中國在新疆的政策。散居海外的維吾爾活動人士表示，引人注目的是土耳其不願加入這一努力。
總部設在伊斯坦布爾的維吾爾學院院長阿里姆坎·伊納耶特(Alimcan Inayet)指稱，從事“東突厥斯坦事業”政治活動的維吾爾人組織發現，他們承受著越來越大的壓力。
伊納耶特補充說，這個引渡條約意味著這些組織的“活動必須受到更大的限制”。
去年，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台(NPR)在一篇報導中稱，土耳其已將至少四名維吾爾人遣返到塔吉克斯坦，其中一人津內居爾·圖爾孫(Zinnetgul Tursun)和她的兩個蹣跚學步的孩子最終被中國警方拘留。
然而，土耳其移民管理總局去年9月發表聲明，否認土耳其“直接或通過第三國”將維吾爾人引渡到中國。
儘管土耳其做出了這個重申，但土耳其的一些維吾爾人說，安卡拉與北京在安全方面擴大了合作，這加劇了維吾爾難民對被引渡到中國的擔憂。
“我愛土耳其。我不反對這個國家。儘管我從未犯過任何罪行，但我總是擔心被逮捕或驅逐出境，”伊斯坦布爾的維吾爾難民、商人伊赫桑·卡塔爾(Ihsan Kartal)哀嘆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