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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管控高校越來越嚴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執政7年來，中國當局對高校這個被視為意識形態工作前沿陣地的管控越來越嚴。一些教師因言論自由或學術自由受到懲罰，在教師隊伍中產生寒蟬效應。
一段時間以來，中共對高校教師言論自由、學術自由的控制趨緊。一些高校教師因為在課堂上，或者自媒體上發表的一些觀點、看法和言論，受到所在學校各種形式的處理。
2018年9月，廈門大學決定，解除學校與人文學院歷史系助理教授週運中的聘用關係，稱其在微博上多次發表錯誤言論，歪曲歷史事實，損害黨和國家形象。
2018年5月，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因副教授翟桔紅“錯誤解釋中國憲法修改制度，妄議中國人大製度”等取消其教師資格，開除其黨籍。據稱，翟桔紅在課堂上批評習近平廢除任期制。
北京建築大學2018年4月決定，給予理學院副教授許傳青行政記過處分。此前學生舉報許傳青在講授課時，將日本民族和中華民族進行不恰當對比。
2017年7月15日，北京師範大學決定解聘古籍與傳統文化研究院副教授史杰鵬，決定認為，史杰鵬在微信發布不當言論，與主流價值觀不一致，逾越意識形態管理紅線，違反政治紀律。
2017年7月，重慶師範大學開除了教授西方文化課的譚松副教授，稱譚鬆在課堂上講授的內容偏離了“正確路線”，背離了黨性原則。不過，譚松認為，校方的決定與他近年對1950年代川東土改進行的調查研究有關。
上述這些人年齡大多是40至50歲之間中年教師。不過，也有年過六旬的老教授，也因言獲罪。中共山東建築大學2017年1月對1955年出生的鄧相超教授“錯誤言論行為”做出處理意見，稱鄧相超多次在微博發表錯誤言論、性質惡劣、影響很壞。鄧相超山東省政府參事被解聘，政協常委被免職，並被迫退休。
在當局高壓政策的打壓下，有些被校方警告的教師，不得不低頭認錯，“痛改前非”。山東工商學院副教授李默海因為在網上發布“錯誤言論”，被校方勒令停職檢查。據稱，李默海在校方“嚴厲批評”下，承認了錯誤，深刻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
中國某高校的一位教授說，最近幾年，中共加強對高校教師的控制，要把高校辦成“黨領導下的高校，社會主義的高校”。在約束教師行為準則等各項規定下，校方勸誡，甚至是拜託老師們要謹言慎行，避免“禍從口出”，警告老師們“要與現行的、官方的、政府的政策保持高度的一致”。他說，對於校方的規定，老師們不適應，但為了生計而不得不為之。
他說：“所有的老師們都感覺不太舒服，因為學校本身是個學術研究，追求真相、追求真理，科技創新的地方，是人類發展前沿的領地。在這個領地的人，需要大量的思考，創造性的思考，才可能推進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創新。而這些思考、甚至是觀點，很可能與現實生活和觀點發生衝突。如果抑制這些思考和觀點，將限制老師們活躍的思想，限制學校的學術自由。”
在中共當局壓制高校教師言論自由、學術自由的過程中，校方以政治進步，入黨，表彰，以及金錢獎勵為手段，招募一些學生信息員，讓學生檢舉和揭發他們的教授在課堂中的一些言論。這種被中共慣用的“發動群眾”，“挑動群眾鬥群眾”的做法，不僅導致一些敢言的教師輕則被警告處分，重則被解聘開除，也激化了老師和學生、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間的關係和信任感，弄得老師謹小慎微、人人自危，“話到嘴邊留半句”。
相比2004年前後中國高校的學術自由、言論自由的空間，自從習近平主政以來的近7年裡，當局的限制越來越緊。2019年1月，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強調要重視意識形態領域的風險，將青年和網絡作為防範化解意識形態風險的陣地。2004年3月，時任北大新聞專業的副教授焦國標因發表《討伐中宣部》一文，引起轟動。不過，在當時的環境下，焦國標並沒有被北大立即解聘或開除。
經過十幾年的思考、反思和沈淀，與15年前相比，2019年的焦國標思想觀點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現在他認為，言論自由並不是最高的價值。
他說：“言論自由不是最高的價值。還有比言論自由更高的價值。這個價值是什麼？就是社會的穩定呀，和諧呀，全社會的利益。”
他說，個人的言論自由，可能會影響社會的和諧等問題，有時候同社會利益不一致，會造成一些負面的東西。
焦國標今年55歲，14年多前發表《討伐中宣部》檄文時不到41歲。他說，高校教師中現在有一個“四十歲現象”，大部分“出事”的教師年齡在40多歲、50歲以下，他們有一定的資歷，職稱，學術上有一定的造詣，處在講課、學術研究的黃金時期。這個年齡段的教師“出事”多，值得思考和研究。
焦國標2005年3月應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邀請做訪問學者6個月，被北京大學當作“自動離職”除名。多年來，焦國標已經沒有任何公職，現在靠寫字、賣字為生。十幾年前的銳氣似乎蕩然無存，激情被他所說的思考和理性取代。他說，老師的學術自由和學校監管之間的互動，能否從“抵觸性”走向“建設性”，值得思考。焦國標認為，校方、教師和學生之間要建立一個和諧、並非抵觸的關係，不是學生舉報-學校追查-老師受罰的“低劣”互動關係。
他說：“總體而言，簡單地歸結為管控太嚴了，我覺得是太單一了。問題沒那麼簡單，它是一個很複雜的動向”。
有觀察認為，在媒體全部由中國官方控制，媒體不能作為第四權，獨立地監督政府，一些高校的教師，為了言論自由，不惜失去職務、待遇和收入。其本身說明了在中國言論自由的珍貴和價值。境況比高校教師更淒慘的是一些異議人士、人權律師等，他們為了中國的法治，言論自由，被當局冠以各種罪名判刑入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