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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廣場到秦城 六四囚徒首度披露
很多年後,唐愷都會做同一個噩夢。那是1989年6月4日清晨,他在北京六部口目擊的場景:坦克過來了,聲音越來越近。坦克開得非常快,前面的人群中傳來慘叫聲,原來炮筒是衝著人群的。坦克走了一個U字型,拐進了人群。解放軍打開蓋子,往外扔催淚彈。有學生跑過來說,哎呀,前面軋死人了。
“當時被撞傷的有好幾個,很多被軋爛的,腦漿啊,血啊、腸啊,一地都是,非常恐怖的景象,” 唐愷回憶。
那天,他幫著搬運了幾名被坦克碾傷的人,其中一名男子被坦克碾斷的雙腿還在滴血,染紅了他的手指。他默默清點一下現場的屍體,大約有12位死難者。
這段講述與當天其他目擊者的證詞相吻合。
六四槍響後,唐愷逃亡過,被抓過,蹲過秦城監獄,打過工,做過小生意。因為不堪國保騷擾和抑鬱症困擾,30年後,他和家人逃離中國,來到美國。
六四33週年前夕,他向美國之音獨家披露了自己的故事。斜體字部分為唐愷本人的敘述。為保持敘述的簡潔連貫,記者對文字有所編輯。
“人民大会堂几个大门咣的一声打开,冲下一批部队。一批冲到纪念碑前围成一圈,趴在地上用枪对着我们这些学生;还有一批到了广场中赶人。赶不走的人,我看到解放军砰的一声一梭子弹,那个人就趴在地上了。你说广场有没有死人?我相信肯定有死人。” 文字报道:https://t.co/hDIZ97DGgo pic.twitter.com/Bd4ueCNNa8
— 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 June 4, 2022
我相信廣場上肯定有死人
1967年,唐愷出生在廣州一個乾部家庭。 1989年北京爆發天安門運動的消息傳來時,他是深圳大學大二的學生。他和幾位同學上街募款,以此支持首都的學生。幾天后,他帶著募集的幾千塊錢北上。
“剛剛到廣場,很震撼。廣場上很多救護車閃著燈,不斷地叫。很多學生躺在廣場上,那個場面確實很催人淚下。”
募款交到廣場指揮部後,唐愷就留在了廣場。當時已是絕食後期,學生們身心俱疲。初來乍到的他加入了糾察隊,也被同學推選參加“外高聯”(外地學生自治聯合會)的會議。
兩個星期後,那個血腥的夜晚降臨了。
6月3日晚,中國國家電視台播放了戒嚴部隊的緊急通告。唐愷和其他示威學生一起守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基座的台階上。
陸陸續續就看到有坦克衝到天安門廣場,後來又看到有成隊的解放軍開著槍,從長安街往裡走。坦克轟隆轟隆的,那種恐懼真是無法形容,就感覺死神來了。
天安門廣場的燈全關了。人民大會堂上面有幾個探照燈,照著紀念碑。人民大會堂的幾個大門咣的一聲打開,衝下了一批部隊。從長安街進來的部隊、軍車和坦克,只停在天安門廣場的四周,沒有進天安門廣場。進天安門廣場的是這一批從人民大會堂出來的解放軍。
他們分成兩批人,一批衝到紀念碑前圍成一圈,趴在地上用槍對著我們這些廣場上學生。還有一批人到了廣場中,大概有50或者100人排成一排,趕廣場上的人。
那些趕不走的人,我看到那個解放軍“砰”的一聲就一梭子彈,那個人就趴在地上了。你說廣場有沒有死人?我相信肯定有死人,因為我看得很清楚。一梭子彈那個人就趴在地上,打了好幾個人。 ”
當時身在廣場的台灣音樂人侯德健在紀錄片《天安門》中回憶,起初以為士兵只用橡膠子彈和木棒,但到凌晨2時,兩位醫生和學生趕來告訴他們“是真槍、真子彈”。
作為“天安門四君子” 的代表,侯德健和周舵一行人前去和戒嚴部隊談判,希望給學生留出一條撤離通道。根據歷史學者吳仁華的記述,6月4日凌晨4點30分左右,他們開始在學運之聲廣播站發表講話,呼籲學生們主動撤離天安門廣場。
“廣播了以後呢,有一隊解放軍就衝上紀念碑的第三層。解放軍手上拿著一個大鐵棒、一把短的衝鋒槍、一把手槍,穿著空降兵的皮靴,從第三層一層一層地往下趕。稍微走得慢的就被打了一棒子。我就被打了一棒子,打到脖子上,非常疼。
離開廣場的時候,兩邊是裝甲運兵車和坦克,上面有很高的燈照著我們的眼睛,還有攝像機。這就是後來中央電視台播出來的鏡頭,說是安全撤離。 ”
從逃亡到被捕
撤離廣場幾個小時後,唐愷在六部口目睹了那個纏繞他多年的夢魘。之後,他和兩個小兄弟被北京市民帶到中央音樂學院,那裡的學生收留了他們。住了兩三天待情緒穩定後,他們坐上南下的火車。火車在武漢長江大橋上被憤怒的市民攔下,他們只得改水路,坐船來到江西南昌,在一所大學住了幾天后,才繼續南下。
那時的唐愷只想著怎麼逃跑,怎麼活命,血洗北京的種種場景也讓他心情沮喪。全國大搜捕已經展開,回到廣州家中躲了幾天后,他懷著一絲僥倖返回深圳大學。
然而厄運還是降臨了。
“7月9號我到圖書館,路上有一個民工打扮的,穿得破破爛爛,一看就不是學生的人,一路跟著我。他手上拿著一頂草帽,裡面好像有一部對講機。我看書時,他就站在圖書館的大玻璃窗外。”
唐愷心神不寧地翻了一會兒書,決定還是早點回宿舍。晚上9點多,他走過教學樓前的一條小馬路。路的兩旁各停了一輛麵包車,其中一輛車的門打開著。前面站了幾個人。馬路很窄,他只好從兩輛麵包車中間穿行過去。
“有一個可能50多歲的人,他說: “噯,唐愷”。我說: “啊? ” 我當時沒反應過來,愣了一下,就答應了。後面就有一個大個子,可能有1米8幾吧,一把抱住我的腰,我整個人都被架空了。
他把我抱起來,緊緊抱著,往麵包車裡塞。我就掙扎。我的手撐著車門,腳也頂著門。這時就有兩個人衝過來想抓我的手。我繼續掙扎的時候,前面的人往我的肋骨打了一拳,往我的小腹打了一拳。這一拳打下去以後,整個人就癱軟了,眼冒金星,然後就被塞到車裡了。車裡兩邊坐著人,門一關呼就開跑了,前後可能不到一兩分鐘的時間。想起來他們抓人的手法很專業,一下子就開到梅林看守所。 ”
在看守所的一天深夜,門突然被打開了。 “提審,唐愷,你出來,” 管教說。 “完了完了,你要被槍斃了,”獄友們在一旁嘆氣。
他被帶到一間黑屋子,裡面坐著幾個老人。看守所的副所長發話了。
“他說,唐愷,我們今天晚上的聊天不能告訴任何人聽,你向我保證。我說,我不告訴任何人聽。然後他說,你講真話,北京到底有沒有開槍?我說,有,死了很多人,坦克軋死很多人。他們說,啊,真的是這樣啊!
那批人是什麼人呢?我不知道。等我從北京秦城回來以後,偶爾有一天看電視,噯,這不就是那天晚上見我的人嘛。他們是深圳市的一些領導。連他們都不知道北京到底有沒有開槍,有沒有死人。你看他們是不是一層層瞞騙。 ”
和江青比鄰而居的秦城監獄
在梅林看守所關了一周後,唐愷被送到廣州公安廳,當天上午又被押上前往北京的火車。
“我們一個包廂,四個床位,兩個是深圳市公安局的警察,還有一個是北京公安局的警察。到了北京,下火車以後,站台上有一個警車等著我。警車四周都蒙著黑布,我也戴著手銬,直接拉到一個地方就進去了。”
同一個號子里關了7、8個學生,包括清華大學的熊煒。他是被當局通緝的21個學生領袖之一。唐愷說,一開始大家都不知道被關在什麼地方,直到一位管教洩露了“天機”。
“他有一次就跟我說,你知道你來了什麼地方嗎?我說,我不知道啊。然後他說,你看看那邊那個炮樓。我們住的那個院子周圍都是高牆,高牆的四個角就是一個高高的砲樓,和電影裡面日本鬼子的砲樓是一樣的,圓圓的。上面站著一個武警。四周都是武警。我們那個院子和另外的院子是沒聯繫的。
他說,炮樓的那一邊,牆的那一邊,那個地方是關江青的。回到號裡我就跟熊煒說,哎呀,我們和江青住在一個監獄裡面了。熊煒聽了以後馬上就臉色大變,眼淚都要掉出來了。他說,完了完了完了,我們被關到秦城監獄裡面了,這是中國最高級的監獄。他說,我們這一次不是死刑也是無期了,最少要十年了。我當時才有這個概念,有個秦城監獄,是關著中國最高級的犯人的地方。 ”
唐愷(左)和六四後被通緝的學運領袖楊濤曾被關在秦城監獄同一監號(唐愷提供)
因為參與天安門運動,同一時期也被關在秦城監獄的前中國政法大學教師、美國之音主持人陳小平證實了唐愷的說法。
“所有的人剛開始都關在204區,那是秦城監獄的一棟樓,只要是六四被抓的都往裡塞,不管你是學生、工人、老師。 204是滿的,一個房間里關了8到10個人,裝不下。確實實隔壁是江青所在的區。”他說。
冬去春來,秦城監獄院子裡的蘋果樹長出新枝。放風的時候,唐愷看到幾位年長的犯人,穿著藍色的布棉襖,由武警帶著給蘋果樹剪枝。
“有一天那個管教又把我叫出去了,我又跟他聊天。我說,哎呀,你看我們這個監獄有那麼老的犯人,我們會關多久啊?那個管教跟我說,你知道他們是什麼人嗎?我說,我不知道。他說,他們是林彪的部下。你想想他們被關了多少年了。我想,天吶,這真是完蛋了。”
不過不久,事情發生了轉機。據唐愷回憶,在東歐發生一連串反對派推翻共產黨政權的劇變後,他們的住宿條件改善了,伙食也改善了,原來總暗示要把他們發配新疆的領導也閉口不提這事了。
9個月後,唐愷獲釋了。
我離開秦城的時候,北京公安局提審最後一次提審我。他說,給你三個紀律,你一定要遵守。第一,你要夾著尾巴做人,像狗一樣老老實實夾著尾巴做人;第二,北京所發生的任何事情,你不能告訴給任何一個人聽;第三,你要記著,我們隨時會把你逮回來。
沒想到離開中國會那麼愉快
回到南方後的幾十年裡,唐愷賣過保險,做過小生意。不願趨炎附勢的他生意始終做得不大,但他還是接濟過不少89難友,這也給他帶來不勝其煩的國保騷擾。
“一個月最多的時候四、五次,少的也有一兩次。公安局見我的時候,表面上很客氣,實際上就老是威脅我,說我們隨時會抓你的。你不要說這些話呀,不要幫助誰啊。我的第一個妻子也因為這些事情經常跟我鬧矛盾,後來就離婚了。 搞得很痛苦,非常壓抑,說真的。”
“反送中”運動期間唐愷在香港(唐愷提供)
2018年香港爆發反送中運動後,唐愷在微信上寫道,香港青年其實和八九年的學生一樣,都是追求民主自由,根本就沒有什麼港獨。很快,國保的電話打過來。漸漸的,他覺得留在中國的風險越來越大。
2019年9月,六四慘案30週年後,唐愷和家人來到美國,在這裡申請了政治庇護。他在亞馬遜找了一份送貨員的工作。每天儘管辛苦,但心情暢快。
“我來到美國才知道,沒有了國保好舒服啊。我都沒想到離開中國會那麼愉快。哎呀, 我就後悔我離開得太晚了。”
直到今天,唐愷的母親還會念叨,假如當年你沒有參加八九學運,今天肯定是個公務員。可是唐愷覺得,一個人在年輕時代能投身那樣一場運動,敢用生命去實踐理想是一件幸事。他說,這場運動也讓他看清了中共政權的真實面目。
“像中國現在的很多行為,習近平的很多行為,我都可以理解,可以知道出於什麼需要,他們會做出那麼邪惡的事情。通過這場運動,自己不斷地反省,不斷地看書,才能提高到這種意識,所以我反而很榮幸自己能夠參加這場運動。”
在美國加州自由雕塑公園六四紀念碑前(唐愷提供)
33年過去了,還有一件小事讓唐愷念念不忘,也讓他十分感念如今已經離開人世的父親。當年他在北京街頭撿了一梭子解放軍的子彈,連同廣場上的傳單和“外高聯”糾察隊的聯絡名單一起帶回廣州。在他被關進秦城以後,他在廣場上的兩個小兄弟向審訊人員交代了這些情況。廣東省公安廳去了唐愷家,要他父母交出這些東西。
“我媽嚇得要死,就跟我爸商量。我爸是老共產黨員,老軍人。可是那次,我爸說不能交,交的話就是害了孩子。我媽就把這些東西拿到後山上燒了。省公安廳的人後來又來了好幾次,我媽堅決說沒看到。他們搜查了我所有的包,衣服,都沒查到。要是我父母老老實實交上去了,證據確鑿,我肯定得判刑了。其實我從初中開始,因為叛逆,老跟我爸鬧彆扭。那件事情之後,我還挺佩服我爸的。那個時候我就覺得,怎麼說呢,就是人性戰勝黨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