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新一屆特區政府快將成立，香港過往百多年的歷史往事也進一步遠離消逝。在新一代年輕民間歷史保育工作者眼中，儘管他們不能替代政府角色，但自覺多了一份民間承傳責任，讓史實點滴源遠流長，不至淹沒在歷史洪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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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年青歷史保育工作者 堅守本土冷知識承傳使命
香港近年遭受大型社會運動洗禮，社會撕裂，移民潮更是城中熱話；但同期間卻出現了各種形式的新興歷史保育組織，有以專門保育香港保衛戰史實的“Hong Kong Watershed”，也有論述介紹香港近代歷史趣聞冷知識的“港識多史”等。這些組織如雨後春筍般在各自的領域上默默耕耘，透過網上貼文、講座、導賞團以及書籍出版等活動，在本土歷史保存的艱巨任務中，貢獻一己之力。
正規教育不重視香港本土歷史 孕育年青一代保育工作者出現
針對香港社會近年出現一股“緬懷歷史”的現象，“港識多史”兩位創辦人Godfrey與 Haidee接受了美國之音粵語組的視頻訪問，暢談了成因、以及他們在當今肅殺社會環境下，如何肩負使命。他們說，不理會無理誤解，繼續推動歷史保育承傳工作，期盼哪怕是一點點的瑣碎逸事，都得以保存，引發深思共鳴。
在大學時期修讀歷史的Godfrey首先提到他們組織的出現，並非因2014年“佔中”運動所孕育產生；相反，倒是香港歷史課題在正規教育上從來不受重視，著墨不多，所以知識匱乏才推動了土生土長的年青一代，為了追求相關知識，培養興趣，填補空缺，也促成了“港識多史”在2016年的誕生。
港識多史創辦人之一Godfrey 正在進行香港歷史講座活動。(圖片來源：港識多史提供)
Godfrey說：“的確是在正規教育內，香港由小學至中學的教育中，缺少香港歷史一部份，或者當中一部份不是很重要，都是促使我們想推廣香港歷史的原因，因為在香港教育制度中，香港歷史是一個比較沉悶的存在，它比較多說一些政治、經濟，很硬崩崩的東西，所以我便想說一些比較有趣啲香港歷史。”
網絡科技普及 承接老前輩歷史保育工作者使命
儘管正規課程著墨不多，但過去香港民間的本土歷史研究工作者也不遑多讓，發揮著重要的角色，計有專門研究地方史、族譜學的香港珠海書院中國文學系專任教授蕭國健博士、撰寫香港掌故而聞名的魯金、於50與60年代在香港郊野村落到處探索的上一代香港著明電視節目主持人朱維德等。在“港識多史”眼中，其實香港歷史保育工作未曾中斷。上述這些老前輩貢獻良多，但為何以往有關知識未能在年青人中普及，是否過於老套？相反，現在的繼承者又為何如他們這般年輕？他們相信，目前他們年輕一代的相繼出現，可能只是網絡科技的普及，才會產生一種錯覺他們是因為社會運動催生出來的。
港識多史講座的受眾，包括男女老少。(圖片來源：港識多史提供)
Haidee說：“我想每一個年代，都會有那個年代的老套事情，你剛才提及那些知名學者，其實可能在他們身處那個年代時，也會有一些再老套的事情，然後他們做一些新興(表達)玩意，所以其實即是每一個年代的人，用回他們所屬的年代(表達方式)最合適。 又或我們自己用回這一個年代，我們覺得合適，我們擅長的方法去做(表述推廣)。我們不敢說，是否與他們一樣，但我們的做法，就是我們會看回，我們其實都是自己的讀者，我們會回看到底，我們對些甚麼(題目)有興趣，跟住設身處地去想，其實，大家會對甚麼感到興趣呢？”
林鄭月娥曾在禮賓府內跌倒 探討粵語“仆街”一詞歷史由來
讀者網民的興趣固然難以揣摩，若然要在推廣香港本土歷史時，加上新聞觸覺元素，恐怕更是難上加難。去年10月19日，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在個人臉書上講述自己前一天晚上在禮賓府舉行晚宴前下樓時從梯級跌下，右手手肘受傷需打石膏固定治療，其後得到同事和朋友送上關懷，感到窩心。該貼文下跟的網民關心留言語句，更達到四千條以上。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2021年10月19日在臉書上展示傷勢。(圖片來源：林鄭月娥臉書網頁)
不過，與此形成強烈對比的是網上另一些以“林鄭仆街”為題的討論，以此取笑特首的遭遇，表達幸災樂禍的心態。“仆街”一直以來是公認的粵語粗詞，有失斯文，難登大雅之堂。不過，“港識多史”在當天便刊登貼文，指出在上世紀60年代，香港各大中文報章並不介意生動一點，以此字形容不同的情況，栩栩如生地使用“仆街”一詞。
在完全沒有提及特首跌倒一事下，這篇於同一天10月19日發表題為“【粵語由來】睇(觀看)(別)人仆街最開心？”的文章介紹了包括“工商晚報”、“華僑日報”，以及左派的“大公報”在內的報章在60年代也有在標題或行文中使用“仆街”一詞。其中1967年11月22日“大公報”在六七暴動期間更報導，左派組織“小老虎”成立，誓要把當時殖民地政府打到“仆街”。
“港識多史”當時在文中總結，“仆街”算是一個歷久彌新的廣東話用字，時至今日的用法亦無重大轉變，只是多了一些如“睇人仆街最開心”的趣味新用法。有讀者在網站留言表達感謝，認為舊報章俗語趣味盎然，看罷貼文後有一種過去與現在連結起來的奇妙感覺，獲益良多。
兩位創辦人提到，除了社會觸覺外，他們也不止步於政治新聞題材，也會涉獵國際層面，希望使讀者、受眾的視野擴闊。
尋找1841年1月26日香港開埠史實 并不等同“戀殖”
除了語言的使用外，細味歷史冷知識的樂趣更可追溯至香港開埠的當天 - 1841年1月26日。近年每逢1月26日，一些以部份香港網民瀏覽為主的臉書、網站便充斥著要紀念這開埠重大日子，為香港慶祝生日，如今年是開埠181週年。
“港識多史”也不例外，在去年的1月26日撰文介紹這個特別日子。文中提到，其實很少人知道開埠前後的細節，只知道英軍當天在佔領角（即上環水坑口街）舉行了升旗禮。該組織還原了這幾天的細節，並寫到“1841年1月26日這一天，不止是香港成為英國領土的第一天，更是改變香港歷史和命運重要分水嶺。自此之後，香港便在英國人管治下，成為遠東最文明和先進的地方之一。”
在當時主權移交已經過了23年半的背景下，重提與認識英軍佔領香港島首日歷史細節的意義何在呢？重提這段對於中國政府來說是“喪權辱國”的歷史，又會否怕被誤解有眷戀殖民統治 (戀殖)之嫌？
Godfrey解釋，過往少人特別提及這一天，是因為很多人不認識、沒有興趣，又或資訊不流通，但現在科技通訊普及下，所以提供這類史料資訊便來得容易，而他們扮演的角色，亦只是中立地提供資訊而已。
Godfrey說：“但現在，資訊相對地流通，我們現在認識的事物，可能或接觸的東西比以前更加廣泛，所以便會知道這是一個特別日子。它也是香港歷史一個很重要的日子，我們都只是用一個好中立，一個很歷史學的態度去看待這件事情，去解釋或講述當天那件事，如香港開埠對香港嘅意義，以及當中過程，這其實都是一個非常資訊性，一個提供(者的角色)那樣。”
“港識多史”另一創辦成員Haidee也補充，他們從來沒有“戀殖”的意圖與動機，訴說重提這一天開埠的歷史，也只是其歷史意義。她說，這一天對於現代香港發展來說是一個轉捩點，因為有了這一天才會使到香港主權轉變，從而使香港出現了很多不同制度上的現代化轉變，孕育出香港今天的模樣。
港識多史創辦人之一Haidee 分享他們出版書籍的歷史故事。(圖片來源：港識多史提供)
Haidee說：“所以我這樣不認為，說一天就是鼓吹戀殖？因為我們只是點出了一個時間點，這一個時間點就是使香港轉變，但我們沒有評論這一個轉變是好還是不好。……但是我們現在說的，就是無論歷史上這事情好還是不好，我們都會說，這就是我們寫歷史的態度，所以是否戀殖？其實我們在(文章中)裡面有一些又會說回一些，可能當時政府官員不好的地方，或者他好的地方，我們都會直接說出，而不會只是單方面說一種聲音。 你一些東西一定是好，另一些就是一定不好。”
懷疑“被自殺”事件並非近年出現 早於1977年已有同類被裁定“死因不明”案件
時值2019反修例社會運動進行得如火如荼之際，香港出現了多宗懷疑是“被自殺”的事件。最為當時部份支持民主的示威者深信的，是傳媒廣泛報導的15歲少女陳彥霖屍體在海上被發現事件。當時部份輿論深信，陳彥霖是在警署內被殺害；警方亦發表聲明“嚴正否認”，並且譴責有人散播虛假謠言，最後死因庭裁定這名少女“死因不明”。
除了上述事件外，2020年1月13日網上瘋傳一條短視頻，顯示九龍油塘紀律部隊宿舍外，一名男子以疑似雙腳彎曲向上倒立的奇怪姿勢，從大廈高層的狹窄氣窗緩慢跌出窗外，墮樓死亡。警方其後斷定案件無可疑。然而，網上輿論普遍認為事主是“被自殺”。同樣，香港警方強烈譴責這種被指“失實”的言論。
無獨有偶，經過兩年多的研究，“港識多史”於2020年3月刊登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其實香港歷史上很多死因原本可疑卻被指“無可疑”的案件多不勝數。早於港英殖民年代的1977年，便有一名油麻地警署行政主任懷疑“被自殺”事件。這名曾成功考進廉政公署ICAC行動組的中文大學畢業生 - 廖秉漢，卻屬意加入社區關係組，最後轉往任職政府行政主任，獲派至油麻地警署。
懷疑“被自殺”事件並非近年出現，早於1977年已在香港發生。(圖片來源：港識多士網站)
廖秉漢於當年7月16日早上外出買早餐後，被發現由高處墮下，沒有遺書、沒有明顯自殺動機，經警方調查後認為他死於自殺，沒可疑。結果，死因庭因一班中大師生強烈不滿再次聆訊召開，但礙於法庭沒有調查權力，只能根據警方證供判決，陪審團最後只能維持“死因不明”的裁決。
“港識多史”在文中結尾總結，廖秉漢案的真相至今世人仍不得而知。香港近年發生多宗屍體發現案件，死者將來能否沉冤得雪亦很難說。文章說，但世人可以做的，就只有保留記憶，不要遺忘。
不理會無端誤會 若有壓力也只是探討歷史的技術層面
古往今來，歷史懸疑事件不斷發生，沒有因政權更迭而止步。但作為歷史保育工作者，撰寫這些“敏感”題材，在當今複雜的社會環境的當下，會否多了一份壓力、多了一些顧慮？“港識多史”兩位創辦人Godfrey與 Haidee重申，他們是歷史保育團體，不是政治組織，不會理會無端誤會，縱然是存在壓力，也只會是在探討歷史的技術層面上。
Godfrey說：“我想(壓力)會是在技術上。 技術上(而已)。做歷史有壓力的東西，就應該沒有什麼關係的，我想因為這(歷史研究)工具與方法就都一直存在，但至於你(記者)所說的社會環境，其他方面，我覺得這是整體的，不只是(涉及影響)到我們，是香港整體的。 所以我們也未能回答(這問題)。 ”
Haidee也補充說，既然沒有能力控制別人如何看待他們的工作，那便只要做好自己，堅持認為歷史推廣是正確的事情，便問心無愧了。
Haidee說：“我想那些(面對)好大壓力的人，是因為他們本身就已經打著某些排頭(目的)去寫作，所以他們便會感覺到正在進行的工作不受(官方)認可，所以才會認為有壓力；但我們(港識多史)其實由始至終並不是作為一個政治導向，或者是propaganda(宣傳)的工具，其他人如何詮釋我們，我們控制不了。(既然)我們控制不了別人如何詮釋我們的時候，我做翻好我自己一直做緊，我認為是對的。 這樣便可以了，現在他們(其他組織)認為自己有危險，因為他們是propaganda(宣傳)的工具，但我們不是。”
鼓勵不要盲目相信 多批判才會找出真正史實
被問到對將來經過大規模翻新工程後的香港歷史博物館《香港故事》展覽有何寄望、會否感到民間歷史保育組織更任重道遠？這兩位年青人都不約而同的表示，政府的角色是不能替代，民間也不可能有同樣的資源進行歷史保育工作。在各自發揮、互補不足的前題下，歷史的承傳工作，才會更加鞏固，讓後世獲益。
香港中學生走過香港歷史博物館內的一面港英旗幟。（路透社：2020年20月16日）
Haidee最後總結說：“即是大家始終角色不一樣。 那個position(位置)不一樣的時候，produce(生產)出來的成品也必然不一樣。我們也不停對讀者說，不是這樣的，不是一定(政府的)博物館，一定會有所欠缺。不是這個意思，其實我們(民間歷史保育組織)都會有些欠缺。 …… 但(我們)是應該(抱持)一個態度，就是我們對每一樣東西都critical (帶批判性)一點，看政府的，又或是看大學學者的，又或是我們(港識多史)的，或其他的。”
“港識多史”認為，就是不盲目信任任何一方，惟有大家多看、多閱讀，多驗證史實，日後才能更加有實力去迎接更多歷史考證工作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