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7月由香港官方機構貿易發展局舉辦的香港書展，是年度最大型的書展。過去兩度參與書展的香港出版商山道文化，近日突然被取消參展資格。山道文化創辦人之一楊子俊表示，估計今次事件可能國安法下的政治審查有關，加上他個人因參與2019年反修例運動，4月份再被警方拘捕，控以兩項參與非法集結罪，上庭答辯的日期正值書展展期，可能也成為官方考慮因素。楊子俊批評官方製造寒蟬效應影響香港出版自由，籌備另起爐灶舉辦香港人書展，打破官方一言堂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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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出版商疑因政治審查被禁參與貿發局書展 另起爐灶籌辦香港人書展
由香港官方機構貿易發展局(簡稱貿發局)主辦的香港書展，1990年起每年7月在灣仔會議展覽中心舉行，是亞洲最大型的書展之一。
山道文化突然被DQ香港書展攤位
受新冠病毒疫情影響，2020年的書展首次停辦，去年的書展是疫情、《港區國安法》實施一周年，加上中共建黨百周年之下的第一次書展，參展商出售的書籍，反映香港言論出版自由如何受國安法影響備受關注。
2019年首次參與香港書展的山道文化，去年在國安法之下，第2次參與香港書展，並且成為場內極少數仍然有售賣香港社會政治題材書籍的參展商之一。
山道文化星期二(5月17日)傍晚在社交網站帖文表示，星期一(5月16日)接獲貿發局通知，取消該公司今年在香港書展的參展資格，並且退回按金，但是當中沒有就DQ(取消參加書展資格)解釋任何原因。
創辦人料或涉政治審查 批製造寒蟬效應
2019年參與反修例運動，在6-12金鐘立法會衝突懷疑被警方催淚彈擊中右眼的前中學通識科教師楊子俊，被公眾稱為“爆眼教師”， 他亦是“山道文化”創辦人之一。
楊子俊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今次被DQ參展資格來得很突然，該公司由今年1月開始申請書展攤位，期間並沒有任何被DQ的跡象，他估計可能與國安法下的政治審查有關，批評官方製造寒蟬效應。
楊子俊說：“我只是想到我的攤位有甚麼特別，其中一件事情就是因為我們去年曾經放過一些政治書籍，如果是這樣的話、如果是因為這個原因，這樣絕對是一個它們(官方)的政治審查，即是覺得可能是一些攤位如果它繼續擺政治書籍的話，可能就不符合它們本身想見到書籍的一個樣貌，所以假設是可能我這個攤位沒有了之後，剩下的場內攤位還夠不夠膽去擺一些可能不是官方立場的政治書籍呢﹖我想就未必敢了，因為它(參展商)見到的後果是，原來山道文化他們去年擺完政治書籍之後，今年就沒得再參展的了，它們為了自己公司著想的話，就不會這樣做了，這樣是有一個寒蟬效應，大家會見到好像有一個樣板，知道原來有這樣的後果的話，就不會再做了。”
上庭答辯正值書展展期或成考慮因素
楊子俊表示，去年他們在書展攤位售賣的社會政治題材書籍，被親中傳媒點名批評，亦懷疑有建制組織向警方投訴他們售賣的書籍涉嫌違反國安法，有警員到場檢查攤位的書籍，經檢查後警方表明有關書籍並無問題。
事隔一年，貿發局突然取消該公司參展資格，楊子俊估計，書展主辦單位貿發局作為官方機構，可能不希望書展再有非官方立場的書籍出現，加上他個人因參與2019年反修例運動，4月份再被警方拘捕，控以兩項參與非法集結罪，上庭答辯的日期正值書展展期，可能也成為官方考慮因素。
楊子俊說：“除了那些書可能有危險的話，可能我個人的身份都有問題，因為始終都是我的案件第一庭就會在7月21日發生，其實同書展的期很吻合，即是書展是7月20日(開始)舉行的，我7月21日就第一庭了，會不會它們(貿發局)都想降低相關的風險呢﹖它們可能會怕我在書展當中會做些甚麼，會不會賣些甚麼書﹖不知道會不會講些甚麼東西，所以這些可能是它們其中會考慮的因素之一，但是如果假設真的因為這些政治原因，而不讓我們參展的話，其實它(貿發局)都不能明言的，因為始終在香港都仍然是‘無罪假定’(Presumption of Innocence)，我現在暫時不是一個犯了法的人，所以它一直都不可以這樣講。”
山道文化2021年在香港書展的攤位，是極少數有出版及售賣政治題材書籍的參展商。(美國之音/湯惠芸)
書展如禁政治題材將影響出版自由
記者問及，今次貿發局DQ參展攤位事件，對香港的出版及言論自由帶來甚麼影響﹖
楊子俊表示，香港書展之所以成為本地最具代表性的書展，是因為香港賣書的市場較小，而香港書展每年吸引約100萬的人流參觀，成為很多獨立及小型出版社，每年一度出版新書最重要的平台，如果書展禁止參展商售賣政治題材的書籍，以後願意出版相關題材書籍的出版社會愈來愈少，對出版及言論自由的影響不言而喻。
楊子俊說：“如果假設它們(參展商)根本就不可以在香港書展，去賣政治題材的書籍，它們還願不願意去投資時間、成本去出版一些新書呢﹖關於政治題材的新書呢﹖我想它們會再三思，因為它們明知那些書根本就未必可以回到本，未必可以有一個盈利的話，其實它們都不會有這個意願去出版，而且今次都可能是一個官方的姿態。”
寒蟬效應或不斷擴散
楊子俊表示，今次DQ事件最令人心寒的是，貿發局完全不願意透露取消該公司參展資格的原因，令其他參展商人人自危，寒蟬效應可能會不斷擴散。
楊子俊說：“今次正正是因為它(貿發局)完全都不肯給理由，在我們再問它不(願意)給理由之後，其實很多傳媒都有因為它們要做報道，再問TDC、即是問貿發局，但是它們都沒有(回)覆的，都繼續講它們不會評論個別個案，很明顯它們今次根本就找不到任何一些比較好的理由去解釋，這個只會令到出版商會猜測，這個理由肯定是政治原因了，是因為山道文化它們去年曾經擺過政治書籍，一定是與這個有關。即是它們做到的效果是其他人會這樣想，所以它們(出版商)會覺得官方未來其實都不想大家再出這些政治書籍的，它們會覺得這是官方慢慢展示一個姿態出來，它根本就不想大家繼續去做這件事情，所以其實除了香港書展之外，它們(出版商)會不會繼續夠膽在香港其他地方，可能書店或者其他不同的活動，都去展出這些(政治題材)書籍呢﹖我想這個情況會慢慢惡化。”
籌辦“香港人書展”打破官方一言堂局面
楊子俊表示，該公司有構思一旦被貿發局DQ書展參展資格的替代方案，目前正籌備另起爐灶舉辦“香港人書展”，打破官方一言堂的局面。
楊子俊說：“我們是會特別強調我們是被reject(拒絕)了，我們仍然都會繼續售賣一些可能是官方覺得不應該在官方場地出現的書籍，所以主題上與一些可能是過往在會展以外辦的書展有些不同的，我們本身的主題上是有這個意思的，我們盡量都可能是找一些同類型的書籍，除了是我們出的新書之外，會不會有其他出版社或者其他人，其實他們本身都想是出版一些相類似的政治書籍的，當然我們都會確保書籍內容是合法，但是只不過是題材比較敏感，而他們不夠膽在香港書展裡面展出的話，我們可以試試這樣做的，這個我想是特色之一。”
時間倉促能否成事仍是未知之數
楊子俊表示，“香港人書展”亦希望做到國際化，讓近年因政治、社會變遷移民海外的香港人，他們很多都仍然掛念香港，期望可以接觸到香港的新書。這次“香港人書展”希望可以照顧到海外港人的需求，不過，由於籌備時間倉促，楊子俊坦言，能否成事仍是未知之數。
楊子俊說：“因為好像我們出版社為例，其實我們都有很多海外的客人的，但是他們要付一個非常之高昂的運費，即是可能他買一本書那個運費是貴過本身的書的價值，這個一直出現這樣的情況的，所以其實過往這幾個月我們都在研究一些物流方案，即是會不會我們試試運一大批的書去到外國，然後由外國的物流中心再去分發那些書，我們都想在今次的書展去試運這種模式的，即是可否將一些新書運到外國，然後嘗試用外國的方法去運送，令到海外的香港人都可以買到一些香港的新書，仍然維繫大家的關係。我想我們的書展主要有這兩大特色，現在籌備老實講我們都很努力地物色場地，這個是最重要的，因為我們始終都想辦一個實體的活動，不過奈何現在只有兩個月的時間，我們想跟香港書展差不多(展)期去舉行的，所以最後是否能物色場地，現在還是未知之數。”
次文化堂社長彭志銘表示，該公司今年沒有再出版時政評論的書籍，由於缺乏新書題材，未決定是否參與今屆香港書展。(美國之音/湯惠芸)
出版商冀貿發局解釋DQ原因
由第一屆香港書展開始從未缺席的“次文化堂”社長彭志銘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貿發局有責任告知山道文化被取消今年書展攤位的原因，以免造成其他參展商的疑慮。
彭志銘說：“不可以一個這樣你(貿發局)有權用盡的機會你都不放過，這是不可以的，如果我當它不是一個政治問題，如果人家違規了，或者違(反)了你們一些原則，是些甚麼原則呢﹖你講清楚就可以讓其他的參展商都有一個例子吧，要不然人家其他的(參展商)，到時你又說不讓人家參展，又封了人家(的攤位)，又是‘死得不明不白’，這是不應該，這是一個自由的社會裡面，不應該是這樣的。”
形容出版界彌漫白色恐怖
彭志銘表示，國安法前年6月底實施之後，去年開始該公司沒有再出版時政評論的書籍，一方面是很多作者不願意再出這類書籍，甚至有印刷廠不願意印刷相關書籍，他形容出版界彌漫白色恐怖。
彭志銘說：“有些出版商它們已經整理好(內容)，然後就印刷廠，即是就算作者肯搞(出書)了，出版社又肯搞了、又肯編排了，但去到印刷廠都避免麻煩，印刷廠都不肯印的，這個我們去年都聽過的有這樣的事件發生，甚至乎我想你們都知(道)吧，就是《突破》它們印好了一份雜誌，它們月刊來的，它們簡直那份雜誌印好了，寧願印好了收起不拿出市面賣，都避免了一些麻煩，即是去年已經是有一種白色恐怖在這裡，由去年至到現在我們都眼見，少了很多這類型的評論性的文章的書籍。”
彭志銘坦言，該公司今年沒有再出版時政評論的書籍，由於缺乏新書的題材，該公司未決定是否參與今屆香港書展，至於山道文化籌備另起爐灶舉辦”香港人書展”，彭志銘擔心是否有足夠的出版商及書籍參展。
彭志銘說：“現在應該會面對另外一個問題就是書種，香港的出版都少嘛，或者甚至乎涉獵到一些同時政的問題(有關)的書都少，如果它們(山道文化)會搞(香港人書展)的時候，它們都遇到不夠書(的問題)，即是現在在講香港自己出版的(書)不是很多，這一兩年在坊間都不是見到有很多本土的書，或者是本土論政的書了，如果它是搞(香港人書展)它會找到那些書種呢﹖或者找到那些人跟它合作呢﹖他們都會面對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