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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歐盟商會(EU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主席伍德克(Joerg Wuttke)被認為是最了解中國的西方人士之一。這位早在1982年就來到中國,並在中國斷斷續續生活了33年的德國人在接受美國之音專訪時,表達了他對中國“清零政策”下大規模封城做法的沮喪和失望。他表示,中國當局動輒封城的強硬做法讓人們對中共威權體制感到恐懼,這種危機感甚至超過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和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
伍德克所在的歐盟中國商會不久前剛剛與羅蘭貝格(Roland Berger)聯合發布了中國疫情防控政策和俄烏戰爭對歐洲在華企業影響的調查報告。調查顯示,中國為控制一切所採取的嚴格防控措施導致23%的受訪企業考慮將現有或計劃中的對華投資轉移到其他市場,為十年來最高值,與2022年初相比增加了一倍。至少三分之二的受訪企業表示,它們預計今年的收入將下降10%。
5月12日,中國官方的新華社發布題為《“動態清零”為中國和世界經濟帶來更大確定性的文章》,呼籲在華外國企業從長計議,保持定力,與中國共克時艱。文章說,必要的防疫措施是控制疫情,實現有序復工復產的必要代價。
但伍德克表示,“清零政策”不僅難以為繼,而且給中國經濟造成不可逆轉的損害。他說,如果中國動輒封城的做法不改變,這將導致供應鏈逐漸搬離中國,即使這意味西方企業將承受高昂成本,因為相比之下,企業更難承受封城所帶來的不確定性。他認為,雖然有中國政府官員清楚意識到清零給中國經濟造成的損害,但他對中國年內放鬆“清零政策”不抱希望,即使是在中共二十大習近平連任之後。以下是本次專訪的全部內容。
記者:中國最近很多城市都採取了嚴格的封城措施以控制奧密克戎疫情,特別是上海。您怎麼看封城措施的影響?
伍德克:在上海,(封城)的影響是痛苦和嚴重的,因為人們被封在家中超過五個星期。我們有幾家公司在閉環內運行,這現在已經是一個挑戰。如果你的工人在工廠里呆了五個星期,而我們不能替換他們,也有一些公司開工了。儘管如此,在一個有著310萬家企業和店舖的城市裡,可能只有幾千家企業在運作,其他全都關門了。因此,對經濟的影響一定是令人難以置信的。我們也看到了對北京的影響,北京處在一個半封城的狀態,這裡有非常多的地區都被封鎖了。但與此同時,城市的大要部分地區還是可以進入的,但上海的車流量仍然下降了80%以上,北京下降了30%。有意思的是,在整個4月和5月都沒有被封的省份,比如廣東車流量也下降了15%。這顯示出封城對供應鏈的連鎖反應,因此對經濟的影響是嚴重的。而且封城措施是全國性的。我認為,有40%的中國人口處在某種形式的封閉狀態。你可以在北京生活,但與此同時,所有的餐館都關了,學院也停課了。各種活動也停了。我把這個稱為半封城,它對經濟的影響是糟糕的。吉林也在封城,中國很多城市也處在封城狀態下,封城起到的連鎖反應影響到整個中國,這麼一個面積遼闊的國家。
記者:中國歐盟商會最近發布了一份調查。您能否給我們介紹一下這項調查的情況?
伍德克:我們的調查是在今年1、2月份進行的。我們通常會在6月份發布報告。從數據來看,其實還是很不錯的。對我們大多數企業來說,2021年是創紀錄的,甚至今年年初也不差。但我們在3、4月份的時候跌下懸崖。超過三分之二的企業告訴我們,他們預計在中國的收入將下降10%以上,而且我們再次進入未知的領域,因為長三角的封城在很大程度上沒有解除。所以我們實際上不知道情況會有多糟。所以情況是,在我們的總部,管理層擱置了新的項目。在這個問題上實際有非常不同的意見,因為人們總是問你們是不是要撤離中國。歐洲企業並沒有撤離中國,這一點非常清楚。我們正在考慮的是把新投資項目放在其他地方,或許吧。但同樣,可能性是,我們不知道。這就好比問某人,你是否在考慮離婚?我說,也許吧,但事實上,也許不是。因此我們看到許多公司正在把大項目或一般項目擱置。當然這本身就已經產生了負面影響。我們同時也看到,在世界其他地方,我們的高管在尋找投資機會。這些來自其他國家的政要都飛到我們的總部,去了解我們的公司,讓我們到他們那裡投資。這曾經是中國政府的一個強項,他們到我們的總部去,吸引人們投資。那麼當然,由於設置了嚴格的旅行限制,我們和中國政府人員都不能輕易旅行。
記者:中國大規模的封城和嚴格的疫情管控措施對中國經濟有什麼影響?
伍德克:這是一場正在發生的災難,我們不知道它將持續多久。我們已經看到財新服務業PMI指數為36.8。我的意思是,財新自2005年以來一直在追踪該指數,只有一個月比今年4月更糟,那就是2020年2月。這說明了一切。 36.8意味著服務業處於深度收縮狀態。服務業是個高就業領域。服務業的高失業率也就意味很多人失去工作,也意味著消費減少,需求減少。因此,這不僅僅是對經濟的短期影響,像我們在武漢(封城)後看到的中國經濟很快以令人難以置信的速度恢復的那樣。這(本輪封城)造成的長期損害會深入到中國經濟的纖維。
記者:中國政府官員是怎麼看封城對經濟的影響的?
伍德克:我遇到的所有對話者,當然主要是來自中國國務院系統下的部委,特別是商務部,都完全了解這對經濟的影響。他們當然有理由擔心由此產生的後果。我實在無法回答你為什麼中國要保持“零容忍”政策的問題,因為事實上這將對經濟造成損害。而我們在其他國家已經看到,人們是可以和奧密克戎共存的。我在中國看到的問題是,奧密克戎仍被看作是是德爾塔,但其實是不同的,它是不同的變體。我的許多朋友,我在德國的兩個孩子都感染上了新冠,但他們都沒事了。而在中國,人們把它當作是瘟疫來對待。但導致我們陷入目前困境的根本原因是人們在疫苗接種上一直很馬虎。 1.6億人沒有正確地、及時地接種疫苗,也沒有進行混打從而達起到能夠保護他們的程度。因此,我覺得現在開放中國的想法當然是不可想像的,因為這會造成損失。我完全理解中國政府為什麼不願意(放開),但必須要有一個交錯的方法,一切要從接種疫苗開始。但我看到了什麼呢?我看到人們排起長長的隊去做檢測,卻沒有看到去排隊打疫苗的。而每支疫苗的成本都比一次檢測低。但我無法向你解釋為什麼(政府)不鼓勵民眾去接種疫苗、接種疫苗、再接種疫苗。
記者:您曾經談到,中國在防控奧密克戎上應該學習“新加坡模式”。什麼是新加坡模式?
伍德克:當然,我知道新加坡和中國大陸的規模差異。但同時,新加坡批准了中國的疫苗。這一點非常重要。歐盟和美國都沒有批准國藥或科興的疫苗,而新加坡是批准了的。但新加坡制定了一項政策,就是接種了中國疫苗,加強針必須是不同的疫苗,也就是mRNA疫苗。而且你可以選擇莫德納(Moderna)的或者復必泰(BioNtech)的,事實證明混打後效果非常好。因此,這就是我們說的,你必須接種加強針,必須是不一樣的。國藥或科興的第三針效果並不差,但它們(產生的抗體)比mRNA疫苗消退得更快,而mRNA疫苗可以輕易在中國生產,它可以是中國製造。新加坡模式的第二點是一旦你感染了奧密克戎,你就居家隔離,除非你是重症,而重症通常只發生在像我這樣的老年人和體弱的人。當然,這意味著政府必須要嘗試與民眾溝通,告訴他們與奧密克戎共存是可行的。在中國情況不是這樣的,政府的說法是新冠是恐怖的。
記者:中國政府為提振經濟陸續出台了一些刺激措施,比如降低銀行存款準備金率,降低利率等等。您認為這些措施會改善外國企業的信心嗎?
伍德克:不會,絕對不會。那隻是應對正常經濟危機、需求不足或經濟衰退所採用的工具箱。中國過去對經濟的管控一直非常好。但我們現在面臨的是信心危機。信心危機靠降低利率和降準是行不通的,不需要這些。我們當中可能會有人藉此獲得一些自己,順便說一下,很多中小企業這次受到了重創,他們是急需用錢的。而我們需要的是信心。我們急需找回我們在中國經濟中非常珍視的可預測性。中國過去都能給我們一個指路標,告訴我們這就是要發生的。我們就可以做出判斷並做出投資決定。這就是投資的成功故事。現在這些都不存在了,即使上海恢復了,即使吉林和瀋陽恢復了,接下來會怎樣?奧密克戎的特點是不可預測的。而中國是屈從並且接受了這一點,這意味著每次出現病例,就像在西安和深圳那樣,就是封城。這不是企業希望看到的。我們希望看到有一個機制來照料老人和那些弱勢群體。沒錯,我們只能與奧密克戎共存。這意味著有人會死去,我希望只有很少人,就像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樣。但我們不能再這樣下去了。只有沒有在清零後才解除封城。但其實整個國家仍然處於被封狀態,因為中國之外還到處都有奧密克戎。那麼怎麼才能跳出這個循環呢?我不知道。我們呼籲經過一個過渡,先接種疫苗,然後逐步開放,從而確保它開放後不會出現醫療災難。
記者:清零政策對供應鏈會產生多大的影響?
伍德克:影響是巨大的。你可能有一家工廠在生產,即使是在閉環條件下,但如果你的客戶沒有了,或者你得不到原材料,如果你是組裝汽車,需要幾千個零部件,但剎車片到不了你的工廠,你的車就賣不出去,要賣掉沒有剎車的汽車是一很困難的。因此,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必鬚麵對這個事實,供應鏈面臨的挑戰比2020年大得多。 2020年很快恢復,但那是另外一個模式,那個模式不會再起作用。供應鏈也在影響著全球經濟。很多港口擁堵,大批集裝箱堆積在上海和其他港口,導致交貨延遲。如果你不能把產品送到港口,送到市場上,那麼在世界其他地方就會出現斷貨,因為中國祇是出口冠軍,他們每天向歐盟銷售13億歐元。因此,試想一下,如果其中一些不來,突然之間,家具、電子產品、藥品還有其他的都出現缺貨,還遠不止這些。目前還很難找到取代中國的供貨源。從某種程度上說,還沒有另一個國家能輕易填補中國的空缺。但供應鏈撤離中國將會是漸進的,中國等的時間越長,就會有更多的人考慮把供應鏈搬到其他地方,即使這意味著需要有更多的人員培訓,更多的基礎設施投入等等。簡而言之,世界不會坐等中國回來。
記者: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戰爭對在華歐洲企業有哪些衝擊?
伍德克:它不僅影響到歐洲企業,烏克蘭戰爭也影響到中國企業。原材料成本上升,能源成本沖天,物流鏈被打斷,經過俄羅斯的火車運行班次比以往少很多。因此,從很多方面來說我們是在一起的。但當然,它對中國公司的影響是他們不能再在俄羅斯做生意了,因為製裁。我看到的是,中國在銀行部門和能源部門的大企業都在遵守制裁。因此,他們也失去了在俄羅斯的商業機會。他們當然需要遵循制裁,因為他們很清楚,如果他們違反了製裁,他們在美國的處境就會非常糟糕,你已經看到華為的例子。當然,山東的小型煉油廠試圖獲得更便宜的俄羅斯原油。但不行,它影響到我們所有人。但對歐洲企業的具體影響是地緣政治層面。突然間,中國被看作是下一個俄羅斯。這可能對中國非常不公平,但這就是歐洲總部有時看問題的方式,我們看錯了普京。我們會不會也看錯中國?而這也意味要暫停投資。也許我不應該把太多的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這是你常聽到的來自企業總部的話。過去幾年,中國一直為全球增長貢獻了19%,本來應該繼續這樣下去。因此,在某種程度上,烏克蘭戰爭對中國有相當大的經濟衝擊,但也對我們如何在中國投資的決策有影響。
記者:您認為,今年秋季中共二十大召開後,中國政府會不會放鬆“清零政策”?
伍德克:從現在到中共二十大還有大約六個月的時間。在政治上,這是相當漫長的時間,很多事情都可能發生,烏克蘭戰爭可能會變得更血腥,可能會有更多對中國的負面情緒,導致制裁,雖然我並不支當然,如果清零繼續下去,又不進行彌補,中國國內經濟將受到很多損害。到中共二十大10月、11月召開時,我們所面臨的情況會大不相同。我確信,習近平會連任,中共政治局將會有新面孔。我們當然希望他們對事情的看法略有不同,但沒有任何跡象表明情況會如此。上星期,政治局發出強烈信息,以及中國對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的批評使我相信,“零容忍”政策將持續到二十大以後。而且我沒有看到任何跡象表明它會被取消。因此,我們必須接受這個事實。
記者:您在中國生活了很多年,也目睹了中國發生的很多變化。但最近幾年,特別是新冠疫情下的中國管控措施、今年年初爆發的烏克蘭危機,以及中國國內不斷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等等,這些變化是否讓您對中國感到有些失望?
伍德克:40年前我第一次從德國海德堡坐火車來中國,那是1982年。我在這裡斷斷續續住了33年,我見證了八九六四,我見證了SARS,見證了1997年的經濟崩潰或挑戰,亞洲金融危機。但我從來沒有目睹過目前這種危機,這種對體制的恐懼,把中國最大和最好的城市封鎖的那種焦慮是不可想像的。沒錯,這是非常令人沮喪的,令人失望的。但這並沒有磨滅我對這個國家的熱愛,當然不會。但與此同時,我們當然也生活在一種擔憂的狀態中,因為我們不知道我們和家人會發生什麼。所以說,是的,這確實很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