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也沒有獨立工會陣營的香港，在今年5月1日的國際勞動節顯得十分安寧，聽不見過往數十年來的遊行吶喊、旗幟飄揚的局面。但對於已身在英倫一生奉獻香港工運的蒙兆達而言，香港獨立工運的衣缽傳承不能就此停頓，迷惘與自責過後，新的組織已經組成誕生，誓言將監察香港勞工權益的責任，在海外延續下去。
蒙兆達是已經於去年10月解散香港職工會聯盟 (下稱：職工盟) 的前總幹事。他去年9月突然以個人原因請辭，離開香港前赴英國。他在今年5月1日國際勞動節前夕接受了美國之音中文部的訪問，詳細談及來到英國7個多月後的近況，從去年仍在香港時遭受中國派出人員的脅迫、香港獨立工運在國安法下的前景，以至最新成立了新的關注香港工運組織，描繪了一個貌似雨過天晴後的新景象。
新勞工組織“香港勞權監察”正式在英國成立 延續已解散的“職工盟”的使命
蒙兆達首先向記者介紹了籌備了一段日子，並已經正式成立的一個關注香港勞工議題的新組織 –“香港勞權監察”(Hong Kong Labour Rights Monitor) 。他希望運用在英國擁有的自由空間，繼續承傳過往職工盟所做過的獨立保障勞工權益工作。蒙兆達說，新組織將深入分析調查香港勞工權利狀況發表報告；透過聯合國際工會聲援香港工人；並且希望運用一些國際上監察機制，例如聯合國和國際勞工組織等，監察香港履行國際勞工公約的狀況。他形容，這些工作目標，正因為他身處英國所享有的自由，應該要加以善用。
蒙兆達說：“在英國，我們有自由的空間，大家知道現在在香港裡，我相信在地的工運抗爭，是不會完全停下來，正如剛才所說， 在面對壓迫的時候，仍然會有不同形式的反抗，但他們很難再像以往一樣，在國際層面發聲，而且我們知道，任何國際上的聯繫，都有機會被視作‘勾結外國勢力’；這一種政治上的控制，我們在英國，就可以嘗試透過我們的工作，填補他們不能再做的那個缺口。所以，我相信，雖然我們離開了香港，我們分隔在不同的地方，我們不能再像以往在前線上打拚，但仍然可以有我們的位置與角色，支援香港的工人運動抗爭。”
蒙兆達 ：經歷自責與愧疚 走出陰霾繼續工運使命
不過蒙兆達承認，走到今天的地步其實並非容易。他來到英國後，也經歷過自責與愧疚，特別是當初曾經對身在獄中在押的職工盟前秘書長李卓人許下的承諾，會守護著職工盟，直到等待他獲得釋放自由的一天，怎料到他最終選擇離去。蒙兆達反覆思量多月，最後才領悟開竅，要走出陰霾，不應封鎖於自責的惡性循環中。
蒙兆達說：“最初一兩個月，自己坦白說都是頗迷惘與失落，來到這裡之後，自己離開了自己的戰場，也背棄了與自己長年緊密合作的工運戰友，當中自己會感覺有一些愧疚，有一些自責的心情，後來我自己開始接觸英國工會組織，也開始接觸外面不同國家工會的組織……….，開始我逐漸明白到，自己現在處身英國，雖然離開了香港，但我享有較大的言論上與行動上的自由。我在這裡可以擔當一個新的角色，我應該更加好好利用我在英國的位置去將香港工運的訊息傳遞出去，“
過往國際勞動節每年舉辦遊行 2011年曾慶祝最低工資立法
成立於1990年的職工盟，除了2020年與2021年因疫情因素外，每年5月1日國際勞動節都會舉辦大型的遊行示威活動。蒙兆達回憶起一些諷刺的景象，如2003年沙士(SARS, 非典型肺炎)疫症仍在蔓延時，他們還是可以上街遊行，參加者面戴口罩，高呼“剝削如病毒，工會如口罩”的口號。那種疫情下堅持發聲，與今天香港面對疫症禁止所有遊行集會的處境，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此外，2011年5月1日也是香港獨立工運成功爭取超過10年最低工資立法的日子。蒙兆達回憶當年在遊行出發前，特意向多年來為最低工資前赴後繼爭取的基層工人致敬，為終於看見成果取得突破，場面動人。
國安法下去年形勢險峻 公民社會瓦解最終解散
去年港府用疫情限制群眾聚集的理由否決了5月1日國際勞動節遊行的申請，在國安法的高壓政治形勢下，職工盟只能舉辦街站活動。蒙兆達說，那時候形勢相當困難險峻，他與同事都只是希望職工盟可以撐下去，所以選用了“亂世掙扎、負重前行”這口號，希望可以撐住香港的公民社會，可以撐多久便多久。但他說，沒有想到後來形勢急轉直下，隨著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協)、民間人權陣線(民陣)與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會)等多個公民社會的團體組織相繼倒下，職工盟很快便變成香港特區政府重點打擊的對象，他們也撐不了下去。
北京派中間人接觸 拒絕與國安處會面
蒙兆達透露，他在9月中旬離港前一個內，曾三次被北京指派的中間人約見 。在會面期間，對方不斷查問職工盟有否接受外國資助、與外國工會合作項目以及李卓人在此扮演的角色等問題。他說，當他斬釘截鐵地回應職工盟沒有違反任何香港法律，與外間工會合作也不關乎政治後；對方也不罷休，在最後一次見面時更提出他需要與香港警方國安部門會面並提供資料。
儘管蒙兆達斷然拒絕，認為這樣做沒有必要，但事件已令他意識到，自己已經被國安處鎖定作為調查對象，有很大的可能利用他攻擊李卓人和職工盟。
蒙兆達說：“我沒有想過有任何可能我會出賣李卓人或出賣職工盟，但是我相信政權可能有這樣的意圖；透過抓捕一些與職工盟內資深員工，或與李卓人長年合作的伙伴，迫使他們去提供這些對於組織不利的資訊，來達致他們的政治目的。我相信我們以往也有一些例子看見，政權所施行我們認為是非常卑鄙的手段，以往有發生過。”
職工盟倒下後 香港工會運動再沒有競爭 餘下只有花瓶
隨著職工盟這個標榜獨立的工會解散，香港能否回復到昔日上世紀90年代前的左右派工會鼎立分庭抗禮呢？蒙兆達回答說，這或許是一廂情願的想法。他說，其實在1997年主權移交後，中共已經逐步將其他中間派及右派勞工團體如勞聯、工團總會等組織收編。他並指出，從過往多次勞資顧問委員會(勞顧會)選舉結果看到，上述組織都是在中國中央駐港聯絡辦公室(中聯辦)在背後配票的情況下，才使他們可以躋身在勞顧會內，成為勞方代表。
蒙兆達用2019年反修例運動為例，指出無論是勞聯或是工團總會也沒有為支持民主自由的社會運動發聲；相反，他們更表達了支持警察鎮壓示威者這些立場。他推論說，所以沒有了職工盟後，左派的香港工會聯合會(工聯會)與其他建制工會壟斷了工人發言的角色，勞聯與工團總會只能成為一個工會運動的花瓶而已。在沒有民主工會監察環境下，他說工聯會更沒有像以往扮作關心工人權益，只會與政府連結一起，壓抑工人訴求，配合維護政府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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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兆達預測香港工運發展將朝大陸化
蒙兆達說：“最主要就是工會本質問題，到底你是一個自主自立的工會，還是你是一個由政權操縱的假工會呢？如果看現在的情況，政權已經將職工盟視作為眼中釘，除之而後快，留下來的屬會處處受到針對，更加用職工會條例去不斷箝制自主工會的發展。其實，整個發展就好像越來越走向(中國)大陸化的工會模式，慢慢可能只會是一個官方的工會才會獲得認受，與獲得一個正統的地位。”
國安法治下 港府被指更將工人權益政治化
離開香港前拒絕與國安處人員會面的這位獨立工會人士還認為，在國安法實施後爭取香港工人權益，如今已經變得如履薄冰，一些普通的行動訴求，政府也隨意演繹，視作踩著紅線禁區，變得危機四伏。他補充，在疫情肆虐期間，特區政府更隨意修改法例，強迫僱員接種疫苗，餘下存在的工會集團更沒有提出任何質疑與反對的聲音。
蒙兆達批評說，特區政府高官經常批評別人將問題政治化，但偏向民生政治化最大力的就是政權本身。他解釋，防疫措施原本是民生政策，但現在全部政治化，用政治決定一切，如批評疫苗成效作用、反對強制接種，反對使用“安心出行”手機程式，這些種種言論都有機會被視為“危害國家安全”，也會有機會視為有煽動意圖，甚至也有人因為發表這些意見，而被拘捕入獄。
國泰航空取消集體談判協議 醫護員工難再有大型罷工
他並舉例說，國泰航空公司在國安法立法後不足一個月，就已單方面取締了原有國泰空中服務員與飛機師工會的集體談判協議，這對香港工會運動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打擊，因為他們是少有香港獲得集體談判地位承認的工會組織。蒙兆達質問，國泰航空在國安法立法後突然高調單方面去終止集體談判協議，使人懷疑背後有很大的政治動機。
在2020年年初，當時新成立不久的“香港醫管局員工陣線”發動大規模罷工，有7000名醫護人員參與這工業行動，要求政府全面封關，抵抗疫症從中國蔓延至香港，但後來特首林鄭月娥將發動罷工的工會份子形容為“害群之馬”，並且向北京政府就此報告此事。
蒙兆達說：“我們不難想像今天國安法立法之後，如果再有相類似的醫護人員發動罷工的話，那管是關於自己的權益，還是關於防疫措施，可能都會被視為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因此就算你去因著勞工權益，還是民生政策去發動抗爭或工業行動，隨時都會踩到了紅線，被視為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這也是引來很大的寒蟬效應，使工會更加難就著一些社會事件，或是勞工政策轉變，清晰地或尖銳地去批評政府，發表一些被視為對著幹的聲音。”
缺乏訴求平台下只會激發更多抗爭 Foodpanda 員工去年罷工
縱使如此，香港仍是偶有發生勞資糾紛。去年11月中，外賣送餐平台 Foodpanda的送遞員因不滿公司削減服務費等問題發起罷工，經過兩天的談判後雙方最終達成共識。這次工業行動是在“港版國安法”生效一年半後，較大型的勞工抗爭活動，當中有不少南亞外賣員參與。蒙兆達分析，特區政府不能完全禁制工人的反抗行為，在缺乏正常渠道表達訴求的情況下，這些工人的直接反抗抗爭，只會變得越來越激烈，他們到了忍無可忍的時候，始終也會站出來發聲。
砥礪前行正面認識英國工運 學習新知識
回首往事，砥礪前行。蒙兆達認識到身在英倫彼邦，與其哭啼渡日，倒不如正面地認識英國的工會運動，並且學習新的知識，用於他已經成立的新組織“香港勞權監察”，使其投身獨立工運的前景路向，來得更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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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兆達認為英國是工運發展非常成熟、值得學習
蒙兆達最後說：“英國是一個工運發展非常成熟的、也有深厚工運歷史傳統的地方。他們在職場上，相較香港，更加有規模與成熟的集體談判制度，與資方簽訂了很多不同的集體協議。他們對於政府有一定的影響力，因為他們在歷史上，英國的工會有份促使英國工黨的設立。這些都是很多我們值得學習的地方，我來到這裡之後，也增加了我對於英國工運發展的理解。”
此外，對於職工盟長期以來的種種批評，身兼香港立法會議員的工聯會會長吳秋北曾在去年9月公開回應傳媒有關職工盟快將解散的提問時說，職工盟是一個“政治組織”，並在過去“作出傷害工人的事情”。吳秋北當時稱：“他們（職工盟）在打工仔最艱難時候，他們居然叫人去三罷！呢啲係咩(這些是什麼)組織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