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克蘭衝突中的關鍵參與者體現了獨特的領導風格

烏克蘭衝突中的關鍵參與者體現了獨特的領導風格

理想主義者。魅力四射的領導者。實用主義者。

根據內布拉斯加大學奧馬哈分校的塞繆爾·亨特（Samuel Hunter）的說法，烏克蘭衝突的關鍵參與者 - 俄羅斯總統普京，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和美國總統拜登 - 代表了三種不同的領導風格。

“並不總是會出現每一種領導風格都有的情況。通常情況下，你會有同樣的風格，相互碰撞，”工業和組織心理學教授亨特說。 “但在這種情況下，在世界舞台上有這三種風格中的每一種。 ”

根據亨特的說法，成為領導人的途徑有很多種，而沒有一種單一的完美的領導方式。

理想主義者

普京是一位意識形態領袖。喬治·H·W·布殊美中關係基金會（George H. W. Bush Foundation for U.S.-China Relations）的高級研究員、精神病學家肯尼思·德克列娃（Kenneth Dekleva）研究這位前克格勃特工（蘇聯的外國情報和國內安全機構）已有20年的時間。

“他是一個無情的威權主義領導人，在過去二十年裡採取了無情的行為，”德克列娃說。 “在入侵烏克蘭之前，認為他是一位傑出的戰術家和戰略家是合理的。”

普京塑造了一個身體健康、雷厲風行的形象。他發布了自己裸露上身騎在馬背上、用魚叉捕魚、攜帶步槍、在練習武術時把對手翻轉過來以及據稱與熊搏鬥的照片。

“普京代表了一種更為熟悉和老式的領導風格，他把自己展現為獨特的強大，而且受到命運獨特的眷顧，”華盛頓大學哲學、公共政策和治理學教授邁克爾·布萊克（Michael Blake）說。

“他把自己展現為能夠擊敗他人，明智地運用殘酷和其他形式的政治技巧，並且有獨特的能力讓俄羅斯回到過去的黃金時代。這種領導人的形像在政治史上是極其普遍的。它與法西斯主義有關，但它不是法西斯主義所獨有的，”布萊克說。

驅使普京的動機之一是將俄羅斯恢復到蘇聯所享有的昔日的榮光。蘇聯在1991年解體之前一直是全球性的強國。

“意識形態的領導人往往更向後看，”亨特說。 “所以，他們要麼希望存在一個過去的時代，要麼希望回到過去。這才是真正的目標，即他們想要回到以前的時代。在普京的具體案例中，回到蘇聯時代的俄羅斯，在那裡，就俄羅斯的影響而言，它在全球舞台上有更多的權力和影響力。”

魅力四射的領導者

澤連斯基已成為一位有魅力的總統。這位前演員和喜劇演員在2月24日俄羅斯入侵他的國家後，以他的勇氣和決心令許多人感到驚訝。

“有魅力的領導者有很多不同的人格化方式。但他們有幾個特點，那就是這種希望的情緒，這種改變的情緒，通常（雖然不總是，但通常是積極的情緒），談論更光明的未來，實施改變，讓事情變得更好，”亨特說。 “所以，在很多方面，澤連斯基通過吸引廣大的受眾、吸引大眾和廣泛的信息來捕捉這一點。”

根據布萊克的說法，雖然普京似乎在遵循一個熟悉的劇本，但澤連斯基正在顯示一個新劇本的可行性。

“澤連斯基似乎在展示一幅更不尋常的領導力圖景，在這其中他的軌跡不是由命運或某種政治天才決定的，”布萊克說。 “相反，它幾乎是偶然的。他個人的自我表現風格不太關心描繪異常缺乏恐懼或不尋常的身體能力。相反，他完全願意承認自己被嚇壞了，偶爾不知所措。”

鑑於澤連斯基在娛樂業的背景，許多人低估了這位政治新手。然而，他設法團結他的人民起來反對俄羅斯的進攻。當美國提出要撤出這位烏克蘭領導人及其家人時，眾所周知，澤連斯基拒絕了。據報道他說，“戰鬥就在這裡。我需要彈藥，而不是搭便車。”

“我認為俄羅斯人、西方甚至美國都沒有搞懂澤連斯基，”布殊基金會的精神病學家德克列娃說。 “我認為我們假定澤連斯基是一個輕量級的人物......他會逃跑。如果他這樣做了，我不認為我們今天會進行這樣的對話。我認為當入侵開始時，他頓悟了，他做出了一個與世界產生共鳴的決定。”

實用主義者

領導西方應對俄羅斯襲擊烏克蘭的拜登是務實領導人的一個例子。

“拜登代表了務實的道路，”亨特說。 “務實的領導者都是為了解決問題。他們通常非常理性，受到數據的驅動。在很多方面，務實的領導者都很無聊。”

拜登自1972年首次當選美國參議員以來一直從政。在離開參議院擔任八年奧巴馬總統的副總統之前，他六次連任參議員。

“喬·拜登代表了已經開創的一切。他是一位老式的民主黨領袖，”布萊克說。 “他不太關心把自己展示為一個獨一無二，象徵著命運，或者把殘酷表現為一種假定的政治利益。在這方面，我認為，他有澤連斯基的一些美德的某一方面。但他也很少有機會展示他們的深度。”

在烏克蘭問題上，拜登的大部分注意力一直放在採取有節制的方式保護美國的利益上，同時與衝突本身保持距離。

“這很大程度上是使溫度下降或將情緒排除在外。在幕後拉動了很多槓桿。確保盟友和網絡被建立，使用經濟制裁等手段，而但願不是美國方面的軍事干預，”亨特說。

結果

一場重大危機可以放大或定義一位政治人物的領導風格。

“大多數時候，我們可以非常謹慎，有節制和鎮靜，但在危機期間，你處於時間的壓力和緊張之下，”亨特說。 “所有這些事情結合在一起，使得自我調節變得更加困難，而一個真正的你將會出現。...如果這種壓力足夠大，你就會開始看到這些領導人到底是什麼樣的角色。”

捲入衝突的領導者類型可以決定需要什麼樣的解決方案。在普京的案例中，這需要一種稱為戰術同理心的技巧，德克列娃說。

“我們現在處於一個非常非常微妙，危險的境地，普京被逼入絕境。他的聲望受損。他現在是一個被遺棄的人，他被逼到一個牆角。這是一個危險的普京，”德克列娃說。 “我認為我們必須非常小心，並在外交上提供所謂的匝道或一種方式，讓局勢降溫，讓普京感到 - 在他自己內部和宣傳上 - ......他已經實現了自己的目標，可以挽回面子，退出這場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