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是一座不眠之城。
不過這個紐約是烏克蘭頓涅茨克州的紐約，昔日名為諾夫戈羅德西克。城市的街道空空蕩蕩，建築物處在半廢棄狀態，地窖一片漆黑，這使得炮聲仿佛更加響亮，甚至更加嚇人。俄軍和烏軍就在城市周邊，戰壕彼此相隔只有幾公里。炮火似乎從未止息。
“我每天夜裡都服用巴必妥酸鹽，可是，當炸彈落得太近的時候，藥力就失去了，我沒法放鬆。我沒法休息，沒法睡眠，”55歲的伊安娜·尼古拉耶芙娜(Ianna Nikolaivna)2月末在一個寒冷而晴朗的日子裡對美國之音(VOA)記者說。
只有兩千人還留在頓涅茨克州的紐約，伊安娜是其中之一。另外一萬人已經離開了城市。這是一座典型的蘇聯式城市，也是一座典型的工業城市，還是一座典型的烏東城市。
“當城市改名為紐約的時候，我們以為遊客會來，情況會變好，基輔終於會關心我們了，”伊安娜在如今只有她和一名鄰居居住的樓前對記者說。“可是，我們得到的只有戰爭，到頭來，紐約對我們所有人來說只是悲傷和破壞。”
消息是在2021年7月開始傳出的。老名字諾夫戈羅德西克被改掉了。他們決定放棄這個俄語地名。這座有一家以克格勃創始人菲利克斯·捷爾任斯基(Felix Dzerzhinsky)命名的化工廠的小山城有了新的名稱，叫做紐約。
根據官方說法，城市易名與歷史有關。最早把這座城市命名為“紐約”、也就是“新約克”的是女皇葉卡捷琳娜大帝帶來的德國人。隨著蘇聯的崛起，這座城市有了一個俄羅斯名稱：“諾夫戈羅德西克”、也就是“新城市”。
但這只是官方託辭而已。當地民眾希望吸引世界的注意力，包括西方和基輔。自從2014年頓巴斯爆發分離主義戰爭後，這座城市覺得受到了遺棄。頓涅茨克是頓巴斯地區的一部分。
“他們想顯示他們是烏克蘭人，不想跟分離主義分子有任何瓜葛，他們不支持俄羅斯，”失業司機尤里(Yuri)站在市政廳領取捐助的小隊伍中對美國之音記者說。“他們以為他們能得到支持，拿到資金，還會有遊客來體驗頓巴斯的紐約。”說到這裡，排隊等待領取物資的其他男士們笑了起來，尤里也笑了，然後又變得神情嚴肅。他說：“到處走走看看吧，什麼都沒有改變，沒有任何新東西來到這裡；這裡只有苦難和破壞。”
一開始，頓涅茨克的紐約確實吸引了注意力，甚至得到一些支持。城市博物館被翻新了，還有翻修公路、擴寬街道和修建一所新學校的承諾。有些人甚至相信，工廠的舊煙筒又會冒出濃煙，污染天空了。
人們的期待曾經如此之高，就在戰爭開始前三個月，市政府還組織了一次紐約馬拉松。那是2021年的11月，周圍的戰事在七年前就已經開始了。但是，在那些深秋的日子裡，戰鬥鮮有發生，槍炮聲歸於寂靜。希望之光仍在閃爍，就像美國的紐約時報廣場的霓虹燈一樣。然而，在頓涅茨克的紐約，那場馬拉松只有五名參賽者到場。
蓋莉娜(Galina)是一位小鎮女性。她43年前出生在諾夫戈羅德西克郊外的一座村莊。那時，這裡的所有一切都是龐大帝國的一部分。“在蘇聯時代，工業在運轉，人人有工作，我們生活得挺好。我還記得，我們生活得挺好，”她對美國之音記者說。
她帶著記者參觀了一個六平方米的存放馬鈴薯的地窖。她身邊是五個孩子中的三個：11歲的馬克(Mark)和弗拉基(Vlad)，還有9歲的葉麗塞吉(Yelisej)。自從兩個月前一枚炸彈落在後院之後，他們就一直生活在地窖裡，恐懼地擁擠在一起，用燭光照明，靠小煤爐取暖。
“我曾經相信事情會變好的，變成紐約會讓他們注意我們，我們就不會總是......”淚水湧到了蓋麗娜的臉頰。在孩子面前表現出痛苦，似乎讓她覺得恥辱。但是她還是忍不住，再次哭了起來。“我們困在這裡已經30多年了，自從蘇聯解體後，就沒有人再關心我們了。”
蓋麗娜是記者在市政廳食品分發隊伍中見到的尤里的妻子。尤里也懷念那段他們幾乎沒有多少親身體驗的時代。老一輩總是說，那個時代這裡的生活是最美好的。“我們的希望在1991年就開始死掉了；這就是真相，”他指著俄軍目前所在的位置說。
這個紐約市位於一座小山頂上，可以看到格爾洛夫卡的郊外。那座城市在俄軍統治之下。“他們在那裡，”他指著地平線上的建築對記者說。“那裡的人一定也跟我們這裡的人一樣在受苦。”
伊安娜不認識尤里、蓋麗娜和他們的孩子。但是她說，她理解為什麼像他們這樣的年輕人會懷念一個在全世界都以統治殘暴和生活艱苦而知名的政府，這個政府在1930年代的大饑荒時期曾經殘酷地對待烏克蘭人。
“任何40歲以上的人都懷念蘇聯時代；這是一座礦區工業城市，”她對美國之音記者說。“工作是艱苦的，但是有好回報。工資好，住房好，各種服務也運轉有效。”她的丈夫曾在一座煤礦度過了部分生涯，直到一次車禍讓他失去了一條腿。她曾把畢生的努力獻給了市圖書館。
他們的優越生活被1990年代從東到西席捲各個前蘇聯共和國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打斷了。她說，改革使他們陷入了貧困。如今，戰爭又把他們推向苦難。
“我們這裡沒有水，沒有電，沒有氣，”她說。“今天我們運氣不錯，因為天氣好。我們可以走出去散步，不必整天呆在冰冷的室內。”
一聲巨大的爆炸驚著了伊安娜。她平靜了下來，並說：“我就是這樣：每次我聽到巨大聲響，就會跳起來。可這次是炸彈，我們還是去地下室吧，落得太近了。”
在市政廳，奧萊娜(Olena)已經不在乎炸彈聲響了。她說，爆炸這麼多，這麼頻繁，已經沒有理由擔驚受怕了。“全憑運氣；我們無能為力，”她說。
在記者採訪紐約這天，她是唯一在工作的市政府雇員。她在這天照顧那些冒險走上空蕩的街道前來領取志願者捐贈的物資的民眾。
她的桌子上有一面孤零零的烏克蘭旗幟，似乎在挑戰那些覺得這裡在蘇聯時代一切都如此美好的男子們。當他們嘲笑城市改名的時候，她沒有跟著笑，對記者與回憶蘇聯時代的居民們的交談，她似乎也不怎麼關心。
在短暫休息期間，她對美國之音記者說，雖然發生了這一切，但她仍然留在紐約。“我有種感覺，如果我某天離開了，我就再也不會回來了，我這一輩子打造的一切都會毀掉。我要留下來。畢竟我是紐約人嘛！”她說。自從遇到記者之後，這是她第一次面露微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