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韋特蘭娜(Svetlana)和丈夫米沙(Misha)等了19年的時間才擁有了自己的居民樓，位於一座十層樓房的第七層。這是巴赫穆特最高的建築。
那是1995年，在她到當地警察局把蘇聯護照換成烏克蘭護照的幾年之後。這套公寓是政府給他們的“禮物”，因為他們按照蘇聯時代遺留的一份排隊名單，終於等到了這一天。
又是28年過去了，夫婦兩人已年過70。米沙近年中風，正在恢復當中。他可以走一點路，但是每走一步都需要幫助。斯韋特蘭娜身材瘦小，體重不超過45公斤。她身上套著一件蓬鬆的褐紅色防寒服，腳上穿著閃光的芭蕾鞋式樣的鞋子，但是光澤已經褪去。
他們心愛的公寓如今處在迄今為止俄羅斯侵烏戰爭中最為慘烈戰鬥的震中。斯韋特蘭娜說，很多滯留在城中的居民嚇得不敢離開地下室去求助。炮擊持續不斷，有時震耳欲聾。
“我含著眼淚離開了公寓，”斯韋特蘭娜逃離巴赫穆特幾天後對記者們說。“我記得我當時心裡想：‘我們越來越老了，也許永遠也回不了家了。’”
地下室掩體
去年2月戰爭開始的時候，斯韋特蘭娜和米沙盡可能長時間地呆在家中。到了去年9月，公寓失去了暖氣，沒有了自來水，電梯也沒電了，米沙爬不動七層樓梯，他們只好搬家。
去年10月，他們在大約300米外的親戚房子裡避難，那是一樓，附近有地下室掩體，平時是用來儲存食物的。
斯韋特蘭娜和米沙跟她的妹夫、70歲的科利亞(Kolya)和他45歲的兒子奧列格(Oleg)一起住了七個月。斯韋特蘭娜的妹妹五年前死於乳腺癌。
直到今年2月底，他們仍然有可能去僅有的幾家仍在開張的店鋪，救援工作者定期把食物和水送到社區掩體。這些掩體被稱為“不屈”或“無敵”點。
但是到了3月初，即使是最勇敢的救援工作者也無法進入巴赫穆特了。很多家庭被困在城內。
“我們被夾在了兩邊，”斯韋特蘭娜說。“我們右邊是俄羅斯人，左邊是烏克蘭人。”
全家人那時還有吃的，——儲存在地下掩體的通心面、豆子和麵包，附近的烏克蘭軍人會把自己的肉類食品跟他們分享。他們睡在地下，在平靜的時刻才走出戶外。
4月初，一枚炸彈直接落在他們的掩體，炸死和掩埋了科利亞和奧列格。在挖掘了兩個小時後，他們得以救出自己的愛犬——德國牧羊犬達納(Dana)。
“炸彈落下來的時候，狗一定是出了掩體，因為埋得不深，”斯韋特蘭娜解釋說。“要想把親戚挖出來，我們需要有重型機械。”
逃離巴赫穆特
在那次被炸之後，斯韋特蘭娜誓與城市共存亡的決心煙消雲散了。她等到聽見軍人路過的聲音時，便走出室外，去吸引他們的注意力。
雖然戰鬥在持續，但她一連三天不斷衝出室外，對著街道的方向揮手，希望找到一個能夠轉移他們的團隊。多數路過的軍人都是跑著尋找掩體，以躲避轟擊。
一些烏克蘭軍人看到了她，他們在戰火稍微平息的時刻返回來幫助她。烏軍允許她在自己十層樓房內的公寓裡稍作停留，好收拾帶走一些東西。
這座樓房當天早晨被炸並起火，當時還在冒煙。但是六樓和七樓分別各有一戶人家留在那裡。“你們為什麼不跟我走呢？”斯韋特蘭娜說。
他們對她說，他們自己把火滅了，他們不想離開自己的家。在如今的斯未特蘭娜看來，這簡直不可理喻。
然而她說，她理解這種感覺。這是對家園的摯愛和對逝去的親人墓地的牽掛。這也是一種害怕淪為難民、無家可歸和一貧如洗的恐懼感。此外，還有俄羅斯散佈的謠言，那就是烏克蘭撤離團隊綁架兒童。
“我丈夫身體太弱，”她說。“不然的話，我可能也不走。”
幼兒園改建庇護所
斯韋特蘭娜是在康斯坦丁尼卡一處由幼兒園改建的流離失所家庭庇護所向記者們講述她的經歷。這座城市距離巴赫穆特有大約30公里，可以聽到巴赫穆特的來襲和射出的火炮聲，但多數聽起來像是落在遠方的悶響，而不是每天在巴赫穆特聽到的那種致命爆炸的雜音。
“我在這裡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是花草和樹木都是活的，”斯韋特蘭娜說。此時是4月中旬，冬季最後的積雪剛剛融化，小徑一片泥濘，樹木花枝綻放。“巴赫穆特的一切都被毀了，都死了。而這裡呢，所有的植物都是生機勃勃的。”
她與記者交談的房間曾經是小孩子們的舞蹈室。四張折疊床擺在鏡壁旁旁，天花板懸掛著金星氣球。一張小桌上放著小玩具士兵像和一個小塑料熊貓。
斯韋特蘭娜與記者交談時，米沙靜靜地躺在床上。明天，夫婦倆人將登上一輛救護車，把他們帶到兒子那裡。兒子住在第聶伯羅，那算是一座“安全”的城市，每隔一兩個星期才會遭到一次轟炸。
戰前，巴赫穆特以起泡酒和鹽業出名。不過，更讓許多居民自豪的是城市的玫瑰花。一名記者問斯韋特蘭娜，她之前住的地段是不是有玫瑰？她把目光轉向別處。
“不管怎樣，我們會種更多的玫瑰，”她說。
(葉戈爾·科諾瓦洛夫對本文亦有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