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中國國家安全的《基本法》23條正式實施超過一個月，星期三立法後首個五一勞動節，是連續第5年沒有團體發起勞動節遊行爭取工人權益，只有兩個公民團體分別請願及擺街站，包括社民連4名成員到金鐘政府總部外請願，爭取“生活工資”，他們批評警方在23條立法後加強監控公民組織的活動。去年申請5-1遊行後一度被警方帶走問話，並撤回申請的前職工盟主席黃迺元，今年在荃灣擺街站，爭取清潔工人權益，他又表示已經逐漸適應“被關心及問候”。
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前的五一勞動節，在香港無論建制或民主派的勞工組織都會發起遊行或集會，爭取勞工權益，新冠疫情下當局以限聚令為由，禁止勞工團體發起遊行集會。
社民連五一請願爭取生活工資
去年初港府取消所有防疫社交距離措施，前職工盟主席黃迺元及前成員杜振豪，以個人名義申請“五一遊行”，黃迺元4月底遊行前夕突然被警方帶走問話，獲釋後情緒崩潰，並宣布取消遊行申請。
今年3月23日有關中國國家安全的《基本法》23條正式刊憲實施，星期三(5月1日)是立法後首個五一勞動節，亦是連續第5年沒有團體發起勞動節遊行。
社民連主席陳寶瑩等4名成員星期三到政府總部外請願，他們手持寫上“工人權益擺一邊，老闆要求大過天”等字句的橫額，以及一個“窮光蛋”道具，諷刺政府花大錢搞“夜繽紛”活動，但工人們變成“窮光蛋”，不能享受社會上的勞動成果。
社民連成員並在場高呼“我要全民退休保障、立法標準工時、調高最低工資、工作一小時、換唔(不)到一餐(頓)飯、香港恥辱“等抗議口號。
社民連促請港府設立標準工時、全民退休保障以及失業援助金等，並提倡將最低工資調整為“生活工資”水平，訂為每小時61.5港元(約7.9美元)。
香港連續5年沒勞動節遊行“教人唏噓”
社民連外務副主席周嘉發宣讀“國際五一勞動節聲明”表示，即使新冠疫情後“社會全面復常”，但香港已連續第5年沒有舉辦勞動節遊行，因此認爲“不禁教人唏噓”。
聲明表示，過去4年沒有勞動節遊行，香港工人的勞動條件和民生不斷惡化。根據香港政府統計處數字，香港工人的實質工資從1992年9月到2023年12月，超過11年之間，只是上升了26.9%，但同期香港GDP扣除通脹後(以2023年市價計算)，卻已增加接近1.7倍。低工資成為香港貧窮問題這個“深層次矛盾”的根源。
聲明表示，香港政府從來是“老闆要求大過天，勞工權益丟一邊”，立法以來備受工會垢病的最低工資，雖然港府特別在勞動節前公佈，行委會已接受最低工資委員會建議，最低工資將會一年一檢，調整機制“只加不減”，但要到2026年才落實。所謂增加最低工資，不過是望梅止渴。
批最低工資是“貧窮工資”
聲明批評，港府最近提出的調整，只是將最低工資“無效化”，以最低工資每小時41.8港元(約5美元)計算，工人即使每月工作26日、每天8小時，扣除強積金後月入只有9,152(超過1,170美元)，以一家四口的雙職家庭為例，最低工資將會比貧窮線還低，最低工資實際是“貧窮工資”！
聲明表示，施會早在2018年已經建議“生活工資”應該建立在可以滿足食物、居住、醫療等基本需要，並且可以體面生活，使民眾不致因貧窮而受相對被剝奪(relative deprivation)，而今年生活工資時薪應為61.5港元(約7.9美元)。這種一藍子的參考，比政府提出的通脹數字和GDP增長作方程式更為“貼地”。
黃浩銘指香港恥辱
社民連前主席黃浩銘表示，港府最近承諾最低工資每年一檢，並且“只加不減”，但最新的加幅只有1.8港元，即是每小時最低工資只有41.8港元(約5美元)，他認為是香港的恥辱。
黃浩銘說：“(最低工資)工作一小時，原來是換不到一頓飯的，我想問在這個政府總部裡面工作的所有的公務員，你明平常去隔壁海富(中心)吃飯，是不是工作一小時換不到一頓飯﹖我覺得這個絕對是香港的恥辱來的。現在整個立法會都是建制派了，沒有任何所謂反對派了、沒有‘黑暴’了，甚麼都沒有了，整個政府一向全部是他們說了算，工聯會講到55元(超過7美元)這個最低工資提升到，我當然支持它、這個最起碼了，即是不要說樂施會那個(生活工資)了，我支持工聯會，但問題是工聯會它又有行政會議成員、又有局長、又有立法會議員，那55元(最低工資)原來是說說而已﹖”
質疑工聯會不辦五一遊行呼應夏寶龍
社民連內務副主席余煒彬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工聯會今年以香港已踏入“由治及興”的階段為理由，不申請舉辦五一遊行，但又舉辦一系列勞動節活動，令外界懷疑是回應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提出，遊行不是表利益訴求的唯一方式，他認為這樣只會令工人沒有發聲爭取權益的渠道。
余煒彬說：“民生這些利益議題就很容易被人‘騎刧’(當藉口)，但問題就是如果沒有一個遊行，即是真正由基層會員、由工友自己發聲的話，我們怎樣能夠確保工聯會或者工會的領袖講的說話就真是工人的心聲呢﹖”
余煒彬以最近建築業的香港本地紥鐵工人為例，他們很多因為僱主輸入外勞變成失業或者開工不足，但是失業的本地紥鐵工人反對輸入外勞，向工聯會屬下的香港建造業總工會爭取保障工作權益，反而被工會指責“手段卑劣”，或者是“意圖衝擊”。
余煒彬說：“譬如舉個例，最近紥鐵工(人)因為外勞的輸入，令到他們的生活受到衝擊，工聯會屬會‘建總’(香港建造業總工會)它說有75%的工人，是沒工作或者是開工不足，但是那些失業工人打算討個說法，就說打算發起去‘建總’、因為它現在基本上是唯一一個建造業的總工會，在那邊搞簽名行動，‘建總’就聲討那些失業工人，就說他們‘手段卑劣’或者是‘意圖衝擊’，甚至報警打算將那些失業工人‘送官究治’，這怎樣代表工人呢﹖所以我覺得問題是今日(勞動節請願)的安排，我們只有4個人，真的非常之可憐，但是最可憐的是香港工人，是5年都沒有勞動節遊行。”
23條立法後警方加強監控公民團體活動
余煒彬又表示，社民連勢孤力弱，加上去年前職工盟主席黃迺元申請五一遊行後突然被警方帶走問話，今年沒有再申請遊行，他又認為就算申請都不太可能獲得批准。
余煒彬說：“黃迺元是因為‘不可抗力’的原因失蹤，然後他再次出現的時候，就已經說是因為‘不由自主’的原因；是要取消這個(五一)遊行的申請，甚至連(去年)三八婦女節的遊行，都是搞不了。即是我們(社民連)幾個人都受到警告，即是所以就是，問題是這幾年來不要說是五一遊行，是任何遊行都沒有，所以問題就是我們會不會去申請(五一遊行)，其實就是我們就是力量微薄，真的揹不起這個‘雞頭’(發起人)。”
社民連外務副主席周嘉發表示，23條立法後警方對公民團體舉辦活動加強監控，甚至派出超過20警力全程錄影拍攝社民連五一請願行動，連接受傳媒訪問都全程錄影，這種情況以往較少見。
周嘉發說：“(警方)鏡頭是會更多，即是我們在23條通過之後，第一次搞的街站，你見到由以往一個鏡頭，變成兩部鏡頭，就好像今日我們這一刻‘扑咪’(接受傳媒訪問)，我從來未見過警察的鏡頭可以這麼靠近去接近我們，即是往時可能行動的時候它(警方)會拍攝的，但是‘扑咪’它通常很少這樣拍攝的，即是你就覺得你每次在做公眾發言的時候，會有一個鏡頭是比以前更高規格、更高清的，是放得愈來愈接近那個發言者，我想這個是、我不知這個是不是象徵著那條紅線，但是我想就是現在香港人，或者是不同的團體，現在就在面對的一個小小新型式的壓力，型式未必是很新的，但是那個程度是提高了，只能夠講。”
黃迺元：已逐漸適應“被關心及問候”
前職工盟主席黃迺元和前幹事杜振豪去年取消申辦五一遊行後，今年改以清潔服務業職工會及物業管理及保安職工總會名義，星期三下午在荃灣港鐵站外擺設街站，向市民講述垃圾徵費對前線清潔工人及物業管理人員的影響。他們擺立街站時，有多名軍裝警員在旁戒備，亦有警員上前查問。
黃迺元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去年的經歷最難忘是做不到五一遊行這件事，但是礙於法例所限，不能夠公開事情的細節，亦因為去年的經歷，今年不再申請五一遊行，他又表示，已經逐漸適應“被關心及問候”。
黃迺元說：“第一就是我都需要一些時間去調節那個心態吧，原來一年是未夠的、原來一年是未夠的，另一方面，我都逐漸適應‘被人關心以及問候了’。
黃迺元又表示，香港的工資水平本身太低，形容是先天不足，以致改動後的最低工資水平仍屬不合理，與民間團體提倡的“生活工資”超過60港元(約7.9美元)相距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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